核心观点
发展研究·区域经济研究S0980526010002S0980519050002相关研究报告成都是全国第一梯队中的高增速内需型城市，经济增长呈现“消费托底、产业增量、服务承载”的复合特征。2025 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4763.6亿元，在GDP 两万亿元以上城市中处于中段水平，但5.8%的增速在第一梯队城市中表现领先；2026 年一季度GDP 同比增长5.7%，延续中高速增长态势。成都经济的稳定性主要来自较大人口规模、消费市场和服务业体系，但未来增长上限将更多取决于产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能力提升。从需求结构看，成都不是典型外向型城市，也不是传统投资驱动型城市，而是以内需为基础、以产业投资提供边际增量、以开放平台验证制造能力的复合型城市。消费仍是经济稳定基本盘，但2026 年一季度社零增速低于GDP增速，说明消费短期拉动有所放缓；投资正在由房地产和传统基建扩张转向工业、高技术制造和产业项目；外贸规模较大，但更多体现高新综保区、电子信息出口和开放平台能力，而非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财政方面，成都一般公共预算基础较稳，但政府性基金预算承压，财政功能正在由扩张型投入转向精准型配置。2025 年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2000 亿元，税收收入占比超过70%，说明财政收入质量相对稳健；但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明显高于收入，叠加土地财政弱化和公共支出刚性增强，传统依靠土地、基建和大规模财政扩张的模式难以持续。未来财政资源应更多投向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上，成都仍是服务业主导型城市，但制造业边际增强正在重塑增长结构。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接近70%，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七成，决定成都经济稳定性；但工业增加值和规上工业增速高于GDP 增速，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进一步提升，说明制造业正在成为更重要的边际支撑。成都不是从服务业转向工业，而是在服务业稳盘基础上，通过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和生产性服务提升增长弹性。主导产业识别显示，电子信息是成都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产业主线，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是其在“六张网”中的核心承载。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在工业体系中规模较大、增速较快，并拥有光通信、网络安全、软件信息服务、智能硬件和特种电子等企业载体。成都不宜简单概括为“算电协同城市”，其优势更准确地体现为在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中的节点能力；新型电网、物流网、水网和地下管网更多承担支撑和城市承载功能。重点赛道方面，CPO 光模块是电子信息主线中最具成长弹性的核心赛道，光伏是新能源制造中具备全国竞争力的优势赛道，储能是面向新型电网和算力基础设施的未来支撑方向。三者不能简单并列为主导产业，而应分别放在“核心增长、优势制造、未来支撑”的框架中理解。成都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追逐所有热门赛道，而在于围绕电子信息主线提升产业链节点能力和系统协同效率。企业载体进一步验证成都产业判断。成都企业体系呈现“上市公司验证现实优势、专精特新支撑未来成长”的结构特征。上市公司层面，电子信息企业验证成都制造业升级主线，新能源与电力装备企业验证光伏、电力装备和储能支撑方向，医药生物和消费资产提供稳定经营基础，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体现资源配置能力；专精特新和一级市场梯队则反映成都未来产业扩容、技术补链和资本市场后备储备。企业载体分析的意义不是投资推荐，而是验证成都产业优势是否具备真实承载主体，并判断其能否转化为持续增长能力。在区域竞争格局中，成都应被重新定义为成渝双核格局中的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西部内需市场组织中心和全国算力通信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成都与重庆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双核分工关系；重庆更强在制造业、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成都更强在消费服务、科技创新、金融商务、电子信息和数字经济组织功能。与东部强市相比，成都在产业链控制力、外向型经济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仍有差距，但其优势在于西部市场纵深、人口吸附、消费服务、战略支撑和成渝协同空间。政策建议上，成都未来五年应以系统能力提升重塑增长动能。政策重点应从单项产业扶持转向城市系统能力建设，从传统项目扩张转向高质量要素配置，从省会中心逻辑转向成渝区域组织中心逻辑。具体而言，应强化成渝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定位，做强电子信息主导产业，提升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支撑能力，推动服务业从消费承载转向生产性服务平台，优化财政和国资配置方式，深化成渝协同和都市圈分工，并通过清单化、项目化和场景化机制提升执行力。风险提示：需关注宏观需求、财政约束、产业升级及区域协同推进不及预期风险。报告列举的公司/个股仅为案例介绍，不作为投资推荐的依据。
1.引言
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简单描述一座城市的经济总量、产业门类和政策文件，而在于识别其所处发展阶段、增长动力来源、结构演进方向以及未来竞争位置。对于成都而言，这一问题尤为重要。作为西部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中心城市之一，成都既具备较大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也面临消费动能边际放缓、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调整、产业链关键环节突破不足以及区域竞争加剧等现实约束。如何准确判断成都当前经济增长的真实支撑，如何识别其未来五年的产业增量空间，如何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全国城市竞争格局中重新定位，是本报告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从全国城市体系看，成都已进入GDP 两万亿元以上城市行列，具备全国核心城市的基本体量。与一线城市和东部制造强市相比，成都并不以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外向型制造规模或产业链上游控制力见长；但从增长表现看，成都在较大经济基数上仍保持较高增速，显示其经济仍处于能级提升阶段。从经济结构看，成都不是传统工业型城市，也不是单纯消费型城市，而是以内需市场为基础、以服务业为主体、以电子信息和高技术制造提供边际增量、以生产性服务和金融商务功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复合型中心城市。进入“十五五”阶段后，成都经济增长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较长时期内，消费、投资和城市扩张共同构成成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消费和服务业提供稳定底盘，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承担阶段性拉动功能。但随着房地产投资调整、土地财政约束增强和传统基建扩张空间收窄，成都未来增长不能继续依赖单纯的投资扩张，而需要更多依靠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生产性服务扩容和区域协同效率提升。在这一背景下，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算力通信、新能源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及上市公司企业载体，将成为判断成都未来增长质量的重要变量。本报告认为，成都未来发展的关键，不是简单扩大产业门类，也不是追逐所有热门赛道，而是要围绕自身现实基础形成更清晰的主导产业和城市功能定位。从产业层面看，电子信息是成都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产业主线，CPO 光模块、光伏和储能分别对应核心增长、优势制造和未来支撑方向。从要素和基础设施层面看，成都在“六张网”中并非均衡型城市，其优势更集中于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物流网、水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则更多承担支撑和城市承载功能。从企业载体看，成都上市公司结构已形成电子信息主导、新能源电力支撑、医药消费稳定、金融基建赋能的格局，能够从企业层面对城市产业判断形成验证。同时，成都的城市定位也需要放在更大的区域格局中重新审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不是成都与重庆的简单竞争关系，而是西部地区提升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平台。重庆更偏制造业、内陆开放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成都更适合强化科技服务、消费服务、金融商务、电子信息和数字经济组织功能。未来成都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本地GDP 能否继续增长，更取决于其能否从传统省会中心城市转向成渝双核格局中的区域组织中心，把消费、科技、金融、产业和都市圈协同资源整合为更高层级的系统能力。基于上述逻辑，本报告将从六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从经济基本面出发，分析成都增长动力、财力支撑和结构演进；其次，构建主导产业识别框架，判断成都现实主导产业及其在“六张网”中的功能位置；第三，从上市公司和重点企业角度验证成都产业优势是否具备真实企业载体；第四，将成都放入全国城市体系、成渝双城经济圈和中西部城市竞争格局中，重新界定其城市功能；第五，结合未来增长点与约束，判断成都中长期增长质量和潜在边界；最后，从市委层面的系统治理视角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成都由增长韧性向系统竞争力转化。总体来看，成都未来五年的发展主线，可以概括为：以消费和服务业稳住基本盘，以电子信息和高技术制造提升产业增量，以生产性服务和金融资本增强资源配置能力，以成渝协同放大区域组织功能，以财政和国资精准配置保障政策落地。成都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单一产业是否足够亮眼，而是能否把经济韧性、产业基础、企业载体、财政资源和国家战略窗口转化为持续的系统竞争力。这也是本报告展开分析和提出建议的基本出发点。图1：四川省行政区划示意图图2：成都市域五大功能区分区示意图（2016-2035）
2.经济基本面：增长动力、财力支撑与结构演
在区域经济研究框架中，对一座城市发展阶段的判断，关键不在于其短期增速高低，而在于其增长结构是否稳定、动力来源是否清晰以及演进方向是否可持续。从这一逻辑出发，成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可以理解为由“以内需驱动为主的稳增长阶段”，逐步向“以内需为基础、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供需协同驱动阶段”过渡。具体来看，在“十四五”后期，成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消费与投资的协同支撑，其中消费构成最稳定的增长来源，投资则在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带动下承担托底作用，外贸贡献相对有限，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内需型城市经济结构”。进入“十五五”阶段，随着新质生产力被提升至更高战略层级，电子信息、数字经济及高端制造等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其作用不再局限于产业补充，而是逐步成为决定中长期增长上限的关键变量。在此背景下，对成都经济基本面的分析，不应仅停留在总量层面，而需要进一步拆解其增长动力结构、产业支撑体系及财政与投资能力，从而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成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哪些因素；二是这种增长模式为何能够形成；三是在当前政策与结构变化背景下，其未来增长潜力与约束条件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基于上述问题，本章将从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及财政支撑三个维度展开分析。2.1 成都经济结构：全国坐标下的内需驱动型城市样本从全国城市体系看，2025 年我国GDP 超过2 万亿元的城市构成第一梯队。成都地区生产总值为24763.6 亿元，在该梯队中排名第7，处于中段水平。但从增长速度看，成都2025 年GDP 同比增长5.8%，高于上海（5.4%）、北京（5.4%）、深圳（5.5%）、重庆（5.3%）、广州（4.0%）、杭州（5.2%）及武汉（5.6%），在第一梯队城市中排名第1。这一对比表明，在相近体量城市中，成都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其经济处于持续扩张阶段。从时间序列看，成都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位波动后趋于稳定”的特征。2019 年GDP同比增长约7.8%，2020 年回落至约4.0%，2021 年反弹至8.6%，2022 年回落至约2.8%，2023 年恢复至约6.0%，2024 年约为5.7%，2025 年为5.8%。可以看到，在经历疫情冲击与房地产调整后，成都经济增速已稳定在5%–6%区间。从最新数据看，这一趋势在2026 年仍在延续：2026 年一季度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311.4亿元，同比增长5.7%。该增速与2025 年全年基本一致，表明成都在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后，经济并未出现明显回落，而是延续稳定增长节奏。综合来看，成都在全国第一梯队城市中呈现出“总量中段、增速领先、内需主导”的经济特征。从横向比较看，其增长速度高于同体量城市；从时间维度看，其增速已稳定在中速区间，并在2026 年一季度得到延续验证；从需求结构看，其对消费的依赖程度高于外向型城市。这一特征表明，成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支撑，而非出口或单一投资驱动，为后续分析其投资结构与财政能力提供了基础。图3：全国第一梯队（2 万亿+）GDP 产值及增速图4：2019-2025 年成都生产总值及增速元与%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注：单位为亿元与%2.2 增长动力：消费托底、投资换挡、外贸验证的复合驱动结构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不能仅停留在GDP 总量和增速层面，而应进一步识别需求端的主要拉动来源。对于城市经济而言，消费、投资和外贸分别对应本地需求、资本形成和开放型经济能力，是判断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切入口。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层面通常不会像全国核算一样完整披露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精确贡献率，因此本文主要结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及相关结构指标，对成都增长动力进行交叉验证。从2025年全年及2026 年一季度数据看，成都增长动力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结构特征：消费构成稳定基本盘，投资正在由传统扩张转向产业导向，外贸则更多体现开放平台和先进制造能力，而非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从消费端看，成都仍然是典型的内需支撑型城市。2025 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434.1 亿元，同比增长5.5%，约相当于当年GDP 的46.2%。其中，商品零售额10008.3 亿元，同比增长5.6%；餐饮收入1425.8 亿元，同比增长5.2%；限额以上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1903.3 亿元，同比增长17.6%。这组数据说明，成都消费市场不仅具备较大规模，而且消费结构正在从传统线下零售、餐饮消费，向线上消费、新能源汽车、通讯器材、金银珠宝等升级类消费延伸。对于成都而言，消费的作用并不只是短期拉动GDP，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与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商业服务体系和生活方式经济相匹配的需求底盘。图5：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变化但从2026 年一季度情况看，消费端的边际动能有所放缓。一季度成都实现GDP6311.4 亿元，同比增长5.7%；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 亿元，同比增长2.9%，低于同期GDP 增速。该变化表明，消费仍是成都经济的规模基础，但短期内并不能单独解释成都维持5%以上增速的原因。换言之，成都经济稳定性来自消费基本盘，但2026 年初的增长韧性，还需要工业生产、产业投资和服务业生产性环节共同支撑。从投资端看，成都固定资产投资正在经历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的换挡。2025 年，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表面看增速不高，但结构变化更值得关注。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20.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0.0%，工业投资增长19.7%，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4.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3.4%，民间投资增长9.6%；相较之下，第三产业投资下降1.8%。这意味着，成都投资并非全面扩张，而是在房地产和部分传统服务业投资承压的背景下，资本加速流向工业、高技术制造和实体产业项目。投资对经济的作用，正在由过去偏“规模托底”的稳增长工具，转向支撑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结构性变量。图6：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结构变化2026 年一季度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趋势。一季度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9%，但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3%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11.3%。这一组合说明，成都投资端的主要价值已不在于简单拉高短期需求，而在于通过产业项目、高技术制造和新型基础设施带动供给端效率提升。对于未来增长而言，投资质量比投资规模更重要，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持续性，将直接影响成都从“消费支撑型增长”向“产业升级型增长”转换的速度。从外贸端看，成都外贸规模较大，但其对全市增长的直接拉动仍弱于内需。2025年，成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8502.3 亿元，同比增长1.4%，约相当于GDP 的34.3%。这一比例说明成都并非封闭型城市，外贸对其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深圳、苏州等典型外向型城市相比，成都外贸依存度仍相对较低。因此，外贸更适合作为成都开放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的验证变量，而不是解释其GDP 增长的首要变量。进一步看，成都外贸的价值不只在于总量，而在于平台能力和产业结构。2025 年，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值5256.9 亿元，同比增长4.8%，继续位列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一，占四川外贸总额超过五成。这说明成都外贸并非一般贸易分散增长，而是高度依赖高新综保区、电子信息产业链和开放平台集聚能力。换言之，成都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支撑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出口，强化四川外向型经济门户功能，并通过综保区平台提升产业链组织效率。图7：成都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增速变化综合判断，成都增长动力可以概括为“消费托底、投资换挡、外贸验证”。消费决定成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是内需型城市的基本盘；投资正在从传统房地产和基建扩张，转向工业、高技术制造和产业项目，是未来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变量；外贸虽不是第一增长动力，但通过高新综保区、电子信息出口和开放平台功能，验证了成都参与全国和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能力。因此，成都既不是典型外向型城市，也不是传统投资驱动型城市，而是以内需为基础、以产业投资提供边际增量、以开放平台增强外部连接能力的复合型增长城市。2.3 政府财务状况：一般预算稳健、基金预算承压，财政支撑能力由扩张转向精准配置政府财务状况是判断区域经济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对于成都而言，前文已经说明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内需支撑，并正在从消费驱动向产业与服务协同驱动转型，但这一转型能否持续推进，还取决于政府是否具备稳定财政收入、持续公共投入和风险约束下的资源配置能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区域财力集中度等维度，对成都政府财务状况进行分析。从一般公共预算看，成都财政收入规模与经济体量基本匹配。2025 年，成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000.7 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税收收入为1408.9 亿元，同比增长2.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680.0 亿元，同比增长2.7%。按GDP 口径测算，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占GDP 的8.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占GDP 的1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比值约为74.7%。这说明成都财政具有较强的本级收入支撑，但仍需要通过转移支付、调入资金等方式弥补收支差额，财政并非完全依靠自身收入即可覆盖全部公共支出。从收入质量看，成都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约为70.4%。这一比例说明，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产业、消费和居民收入等经济活动本身，而不是主要依赖非税收入。从区域经济研究角度看，税收占比越高，通常意味着财政收入与实体经济联系更紧密，财政可持续性相对更强。但同时也要看到，2025 年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2.6%，低于GDP 增速5.8%，说明经济增长向财政收入转化的弹性并不高，政府财力增长速度慢于经济总量扩张。从政府性基金预算看，成都仍面临土地财政和基金预算收支约束。2025 年，成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280.4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694.1 亿元。按收入与支出比值测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约覆盖支出的75.6%，低于一般公共预算对应水平。政府性基金预算主要与土地出让、专项债对应项目收入及城市建设支出相关，其收支缺口反映出在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土地收入波动背景下，传统依靠土地财政支撑城市建设的模式已经受到约束。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看，成都国资收益规模相对有限。2025 年，成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46.0 亿元，支出完成21.7 亿元。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0.7亿元相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仅相当于其约2.3%。这说明成都国资体系能够对财政形成一定补充，但目前并不能替代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成为主要财力来源。从都市圈财力集中度看，成都仍是成都都市圈财政资源的绝对核心。2025 年，成都都市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449.1 亿元，其中成都为2000.7 亿元，占比81.7%；成都都市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3710.2 亿元，其中成都为2680.0 亿元，占比72.2%。这说明，在成都都市圈内部，成都不仅承担主要经济产出功能，也承担主要财政组织与公共支出功能。换言之，成都作为都市圈核心城市，其财政能力直接决定都市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持的整体水平。从全省视角看，成都对四川财政具有显著支撑作用。2025 年，四川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853.9 亿元，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000.7 亿元，约占全省的34.2%；四川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3697.6 亿元，成都支出为2680.0 亿元，约占全省的19.6%。这一对比说明，成都在收入端对全省财政贡献较高，但支出端占比低于收入端占比，反映出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和经济极核，在财政收入创造方面具有较强集中度，同时四川全省财政支出还承担较多区域均衡和公共服务职能。从全国财政环境看，成都财政运行也受到宏观财政周期影响。2025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7%，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预算的92.3%，其中土地出让收入下降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偏弱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成都面临的并不是单一城市问题，而是全国范围内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财政弱化和公共支出刚性增强的共同约束。在这一背景下，成都财政虽然具备较强本级收入基础，但未来继续依靠大规模财政扩张和传统基建拉动增长的空间已经明显收窄。综合判断，成都政府财务状况可以概括为“收入基础较稳、基金预算承压、支出责任较重、投资方式需转型”。一方面，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2000 亿元，税收收入占比超过70%，说明财政基本盘仍然稳健；另一方面，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明显高于收入，叠加全国土地财政弱化趋势，说明传统城市建设融资模式面临约束。未来成都财政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判断“有没有钱”，而是财政资源应如何从传统基建和土地开发导向，转向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城市更新和公共服务效率提升。换言之，成都政府仍具备支持经济发展的财力基础，但财政功能正在由“扩张型投入”转向“精准型配置”，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将成为影响未来增长质量的重要变量。2.4 产业结构演进：服务业主导下的制造业边际增强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成都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结构。2025 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为24763.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41.1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903.9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7318.6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2.2∶27.9∶69.9。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已经接近全市经济总量的七成，是成都经济最主要的结构性基础。与四川全省8.5∶34.4∶57.1 的三次产业结构相比，成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明显更低，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更高，说明成都在全省经济体系中承担的并不是一般工业城市或农业大市功能，而是更典型的省会型、消费服务型和资源配置型中心城市功能。从增长贡献看，服务业不仅是成都经济体量的主体，也是2025 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25 年，成都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高于GDP 整体增速5.8%；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7%、27.7%和70.6%，第三产业贡献超过七成。这一数据说明，成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仍然来自服务业，而不是工业扩张或农业增长。换言之，成都的经济稳定性首先来自服务业基本盘，尤其是商贸消费、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文旅餐饮、商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共同构成的城市服务体系。但如果只把成都概括为“服务业城市”，又会低估其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2025 年，成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903.9 亿元，同比增长5.4%，虽然低于第三产业6.1%的增速，也低于GDP 整体5.8%的增速，但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7%，仍然接近三成。更重要的是，从2025 年运行节奏看，第二产业并未出现持续走弱：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长5.3%，前三季度增长5.6%，全年增长5.4%，整体保持在5%以上区间。这说明成都制造业和工业体系虽然不是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并没有退出增长过程，而是在服务业主导格局下持续提供重要增量。从结构演进角度看，成都正在从“消费和服务业单轮支撑”逐步转向“服务业稳盘、制造业增强”的复合结构。过去分析成都经济时，容易将其简单归纳为消费型城市、休闲型城市或服务业城市，这种判断有一定依据，因为成都第三产业占比接近70%，消费市场规模也较大。但从近年数据看，制造业和工业端的边际作用正在上升，尤其是在房地产投资弱化、传统基建扩张空间收窄的背景下，第二产业对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反而增强。也就是说，成都不是从服务业转向工业，而是在服务业仍然占主导的前提下，通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强增长弹性。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含义。服务业占比高，意味着成都经济具备较强的需求承接能力、人口吸纳能力和城市消费韧性；制造业边际增强，则意味着成都不再仅依赖消费和城市服务维持增长，而是开始通过产业端提供新的供给能力和增量来源。二者结合，使成都区别于两类城市：一方面，它不同于苏州、重庆等工业占比较高、制造业底盘更重的城市；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单纯依赖消费和公共服务的服务型城市。成都更接近一种“服务业主导、制造业补强、产业服务协同”的复合型中心城市。从后续分析逻辑看，其核心结论是：成都当前经济结构的主体仍然是服务业，服务业决定经济稳定性；但制造业和工业体系的边际增强，正在决定未来增长的质量和上限。因此，后文不能只围绕消费和服务业讨论成都，也不能简单将其归类为传统工业城市，而应进一步分析其工业体系内部哪些领域在增强、哪些产业具备主导性、哪些企业能够承接产业升级。这也是下一节继续讨论“工业运行特征”和第三章识别主导产业的基础。图8：2020-2025 年成都产业增加值位为亿元2.5 工业运行特征：电子信息驱动制造业结构重构工业是观察成都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切入口。前文已经说明，成都整体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的重要性下降。相反，在房地产投资弱化、消费边际拉动放缓的背景下，工业和制造业正在成为成都经济增长中更重要的边际力量。判断成都工业运行，不能只看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更要看工业内部哪些行业在增长、哪些产品在放量、哪些方向能够代表未来制造业能力。从总体运行看，2025 年成都工业增速高于全市经济增速，显示工业端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有所增强。全年成都工业增加值5163.4 亿元，同比增长7.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0%，均高于同期GDP 增速5.8%。这说明，成都工业虽然不是全市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整体经济，在边际贡献上更为突出。与传统消费和服务业相比，工业端的恢复和扩张，是成都2025 年维持较高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行业结构看，成都工业增长并不是由所有行业均衡拉动，而是由少数高技术和先进制造方向集中带动。2025 年，成都规模以上工业37 个行业大类中有25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17.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0.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0%，医药制造业增长3.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6%。这一结构说明，成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来自传统低附加值制造，而是来自汽车、电子信息等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领域。进一步看，电子信息是成都工业结构重构中最关键的方向。2025 年，成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0%，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速7.0%；五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合计增长8.1%，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长9.8%，同样高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也就是说，电子信息不仅是成都工业体系中的重要存量板块，也是工业增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它一方面支撑成都参与算力、通信、数据和智能终端等新型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也使成都工业结构从传统制造向高技术制造和数字化制造方向演进。从高技术制造看，成都工业升级趋势较为明确。2025 年，成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高于规上工业整体增速1.9 个百分点。2026 年一季度，这一趋势继续强化，成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高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速7.3%。这说明高技术制造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在2025 年全年和2026 年开局阶段均表现出高于整体工业的增长特征。对于成都而言，高技术制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提升工业增加值增速，也提升工业体系的技术含量和未来增长弹性。从产品端看，成都工业新动能的表现更加直观。2026 年一季度，成都锂离子电池、智能电视、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09.8%、97.4%、14.0%。这些产品分别对应新能源电池、智能终端和汽车电动化方向，说明成都工业增长已经不再主要依赖传统产能扩张，而是更多依赖新技术产品和新兴制造场景。尤其是锂离子电池和智能电视的高增速，反映出成都在新能源制造和智能硬件制造方面具备一定产能释放能力。不过，成都工业结构重构也需要保持客观判断。电子信息增速较快，并不意味着成都已经具备全产业链控制能力。成都在光模块、电子制造、信息服务、封装测试、智能硬件等环节具备较清晰基础，但在GPU、CPU、HBM、DRAM 等上游核心环节尚未形成全国性控制力。因此，成都电子信息产业更准确的定位，是在算力通信、电子制造和应用承接环节具备节点能力，而不是完全掌握底层核心技术。这一点决定了成都工业升级的方向，应是围绕现有优势环节做强链条、补足短板，而不是泛泛追求全产业链覆盖。综合来看，成都工业运行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工业增速高于GDP 增速，说明制造业正在提供更强边际支撑；二是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和先进制造成为主要增长来源，推动工业结构从传统制造向技术密集型制造重构；三是新兴产品快速增长，但核心上游环节仍存在短板。由此可以判断，成都工业体系正在进入“电子信息引领、高技术制造提速、产业链能力重构”的阶段。后续识别成都主导产业时，应把电子信息作为工业端最核心的现实基础，同时将新能源制造、智能终端和高技术产品作为重要成长方向来观察。图9：2019-2025 年成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6 服务业结构升级：生活性服务稳盘与生产性服务扩容服务业是成都经济结构中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组成部分。2025 年，成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17318.6 亿元，同比增长6.1%，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6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6%。这一结构决定了成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主要来自服务业，而不是农业或传统工业。从城市功能看，成都服务业并不是单一的消费服务，而是同时承担居民消费承接、区域资源配置、产业配套服务和城市公共服务等多重功能。因此，分析成都服务业，不能只看其规模占比，更要看其内部结构是否正在从生活性服务为主，向生活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并重转变。从生活性服务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仍是成都服务业的基本盘。2025年，成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2343.6 亿元，同比增长6.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1431.8 亿元，同比增长5.2%；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608.4 亿元，同比增长5.0%。上述行业与居民消费、游客消费、商贸流通和城市日常运行高度相关，是成都“消费型城市”特征的重要体现。其中，批发零售业规模较大，说明成都对本地居民和周边区域人口具备较强商品流通与消费承接能力；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则与成都文旅消费、城市商务活动及区域枢纽功能密切相关。但如果仅从生活性服务角度理解成都服务业，会低估其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化。2025年，成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2136.1 亿元，同比增长9.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1736.5 亿元，同比增长13.6%；金融业增加值2405.2亿元，同比增长6.5%。这些行业均属于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或准生产性服务业，其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传统生活服务领域。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分别高于第三产业整体增速7.5 和3.5 个百分点，说明成都服务业内部的高增长来源正在从单纯消费服务转向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从规模对比看，生产性服务业已经不是成都服务业中的边缘板块。2025 年，金融业增加值2405.2 亿元，已经超过批发和零售业2343.6 亿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2136.1 亿元，也接近批发零售业规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1736.5 亿元，高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由此可见，成都服务业的核心已经不再只是商贸、餐饮、文旅等消费承载功能，金融、信息、商务服务正在成为服务业内部的重要支撑。这一结构变化意味着，成都服务业正在从“服务消费”进一步转向“服务产业”和“服务城市资源配置”。2026 年一季度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趋势。一季度成都第三产业增加值4712.0亿元，同比增长5.7%，与全市GDP 增速持平；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4.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8.1%，金融业增长7.8%，均高于第三产业整体增速。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9%，低于GDP 增速和服务业增速，说明服务业增长并不完全依赖消费零售修复，而是更多受到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扩张的支撑。换言之，成都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正在从“消费场景拉动”向“生产性服务扩容”转变。从经济功能看，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生活性服务业决定成都经济的稳定性，能够吸纳就业、承接消费、增强城市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则决定成都产业升级的效率，能够为制造业、科技企业和城市治理提供金融、软件、数据、咨询、商务和专业服务。尤其是在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和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对研发设计、软件服务、数据处理、网络安全、金融支持和供应链管理的需求会同步提升。如果生产性服务业不能扩容，成都制造业升级将难以形成系统支撑；反之，生产性服务业越强，成都越有可能从单纯消费服务型城市，转向具备产业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综合性中心城市。与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的优势在于韧性更强、就业吸纳能力更高、与人口和消费联系更紧密；但其短板也较为明显，即生活性服务业容易受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意愿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则高度依赖企业活跃度和产业升级进程。2025 年成都房地产业增加值1747.6 亿元，同比下降1.0%，说明房地产相关服务已经不再是服务业增长的重要来源。未来成都服务业能否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关键不在于房地产服务或传统商贸的扩张，而在于信息服务、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能否持续提升占比，并与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深耦合。综合来看，成都服务业正在从“生活性服务稳盘”向“生产性服务扩容”升级。生活性服务业仍然是成都消费型城市特征的基础，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交通物流继续支撑城市消费和人口流动；生产性服务业则成为服务业内部增长最快、最能支撑产业升级的方向，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正在强化成都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功能。这一结构变化意味着，成都服务业不再只是经济稳定器，也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支撑平台。后续判断成都增长潜力时，需要同时看到两点：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为成都提供了稳定的内需底盘；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能否持续扩容，将直接影响成都从消费服务型中心城市向产业服务型中心城市转型的速度和质量。2.7 未来增长点与约束：新质生产力、城市功能与财政边界下的再平衡判断成都未来增长潜力，不能只看短期GDP 增速，也不能简单把某一热门产业等同于长期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识别：哪些变量能够持续贡献增量，哪些约束可能限制增长质量，以及这些增长点是否能够转化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城市竞争力。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到，成都当前已经形成“消费托底、产业增量、服务承载”的复合型增长结构。未来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内需市场、电子信息产业、资本市场载体、成渝协同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转化为更高质量的增长能力。首先，内需市场仍是成都最稳定的增长基础，但其作用正在从高速扩张转向韧性支撑。2025 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434.1 亿元，同比增长5.5%，约相当于当年GDP 的46.2%，说明消费市场规模较大；但2026 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9%，低于同期GDP 增速5.7%，反映出消费边际拉动有所减弱。由此看，消费仍是成都经济运行的底盘，但未来不能单纯依靠消费规模扩张维持较高增速，而需要通过消费场景升级、文旅服务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
线上线下融合，提升消费质量和消费转化效率。其次，产业升级将成为决定成都中长期增长上限的核心变量。2026 年一季度，成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3%，高于GDP 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3%，明显高于整体工业增速，说明产业端新动能正在增强。相较于消费的稳定支撑，高技术制造、电子信息、算力通信、光模块、软件信息服务等方向更能贡献边际增量。未来成都能否继续保持第一梯队城市中的较高增速，取决于这些产业是否能够从“局部亮点”转化为“系统能力”，并进一步带动研发、制造、人才和资本集聚。第三，“六张网”建设为成都提供了新一轮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的政策窗口。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推进“六张网”和其他重点领域建设，初步估算相关投资将超过7 万亿元；“六张网”包括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对于成都而言，真正具有产业耦合度的方向不是六网平均发力，而是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推进。算力网和通信网对应成都电子信息、光通信、网络安全和软件信息服务优势；新型电网则对应新能源、电力装备、储能和算力基础设施能源保障。换言之，“六张网”不是传统基建的简单延续，而是成都把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嵌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机会。第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仍是成都提升区域能级的重要外部变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定位包括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并强调“川渝一盘棋”、错位发展和区域协同。对于成都而言，成渝协同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与重庆进行同质化竞争，而在于通过差异化分工提升整个西部经济极核的资源组织能力。成都更适合强化科技创新、消费服务、金融资源、电子信息和数字经济组织功能，重庆则在制造业、汽车、装备和内陆开放通道方面具有更强基础。若两地能够在电子信息、汽车电子、先进制造、物流通道和科创资源方面实现更有效协同，成都增长空间将不只来自本地市场，而是来自整个成渝城市群的功能放大。第五，上市公司和企业梯队将决定产业增长点能否落地。成都未来增长不能只依赖政策概念，而必须依靠真实企业载体。前文已经分析，电子信息板块具有较清晰上市公司支撑，CPO 光模块是算力通信方向最具成长弹性的赛道之一；光伏是新能源制造中具备全国竞争力的优势赛道；储能、电力装备和医药创新则构成成长型补充。未来如果这些企业能够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共同成长，成都产业升级将更具持续性。反之，如果头部企业市值提升不能转化为本地产业链扩张、税收贡献和就业吸纳，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成都未来增长也面临较清晰的约束。第一，消费增长的边际弹性下降，意味着内需虽稳，但难以单独承担高增长任务。第二，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弱化，使传统“土地—基建—投资”循环难以继续强化，政府投资必须从总量扩张转向精准配置。第三，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虽然具备光通信、软件服务、网络安全和电子制造基础，但在GPU、CPU、HBM、DRAM 等上游核心环节尚未形成全国性控制力，产业链上游短板仍然存在。第四，新能源方向虽然拥有光伏龙头和电力装备基础，但光伏行业周期波动较大，储能本地链主企业和产业集聚度仍需提升。第五，成渝协同虽具备国家战略支撑，但实际推进中仍面临产业分工、要素流动、公共服务衔接和行政协调成本等问题。综合判断，成都未来增长点可以概括为“内需韧性、产业升级、六网嵌入、成渝协同、企业载体”五个方向；其主要约束则来自“消费弹性下降、财政土地约束、产业链上游短板、部分赛道周期波动和区域协同成本”。因此，成都未来五年的增长逻辑，不应被理解为某一单一产业爆发，而应被理解为：在消费基本盘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算力通信、新型基础设施和成渝协同，逐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区域组织能力。真正决定成都增长上限的，不是短期项目投资规模，而是能否把产业优势、企业载体、财政资源和国家战略窗口整合为持续的系统竞争力。
3.成都主导产业识别与结构重构
在区域经济研究中，“主导产业”的识别不应基于行政分类或简单列举，而应基于可量化指标与结构性比较，从经济贡献、增长作用及产业链地位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筛选。对于成都而言，在已形成较为完整产业体系的背景下，仅通过“行业罗列”难以准确反映其经济特征，因此有必要构建一套标准化的筛选框架，以识别真正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本章在前文对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将成都产业体系划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大板块，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规模—贡献—增速—产业链控制力”四维筛选体系，对各产业进行分层识别。具体方法如下：第一，规模标准。以产业增加值或营业收入作为衡量指标，筛选在地区生产总值或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达到一定阈值的产业。一般而言，占比达到10%以上的产业可视为具有基础性地位，占比在5%–10%区间的产业具备成为主导产业的潜力。通过规模筛选，可以剔除对经济影响较小的长尾行业。第二，增长贡献标准。以产业增加值增速及其对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为依据，识别在当前阶段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产业。即便规模尚未达到绝对优势，但若其增速显著高于整体经济水平，且对新增产出贡献较高，则可纳入重点观察范围。该标准用于识别“正在成为主导”的产业。第三，需求支撑标准。从需求侧角度，分析产业与消费、投资及外需的关联程度。能够直接承接消费需求或与投资形成紧密联系的产业，其稳定性与持续性通常较强。该标准用于判断产业的“增长来源”，即其是依赖内需、投资还是外需。第四，产业链控制力标准。通过分析产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位置，判断其处于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还是配套环节。若一个产业主要承担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则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反之，若能够覆盖设计、制造或关键服务环节，则其对经济的控制力更强。该标准用于区分“规模大但附加值低”与“规模适中但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在上述四个维度基础上，本章将成都产业划分为三类：一是基础支撑型产业，即规模较大、但增长相对稳定的产业；二是核心驱动型产业，即在规模与增长贡献上均具优势，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三是潜在成长型产业，即当前规模较小但增速较快、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通过这一分类，可以在“全面覆盖产业体系”的前提下，避免简单罗列，实现对主导产业的有效识别。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在识别主导产业时，将以成都实际经济数据为基础，并结合全国同类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确保结论既反映本地特征，又具备可比性。在此基础上，后续章节将进一步对筛选出的核心产业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其产业链结构、区域分工及发展约束，从而为政策建议与投资判断提供依据。表1：成都产业体系分类（用于主导产业筛选）层级分类具体内容基础产业层电子信息制造芯片、服务器、通信设备基础产业层电力与能源电网、电力系统、新能源发电基础产业层信息服务云计算、数据服务基础产业层装备制造高端装备新质生产力层算力体系数据中心、算力平台新质生产力层能源体系电力供应与调度新质生产力层数据体系数据要素流通新质生产力层应用体系AI、工业互联网等融合形态算电协同算力+电力+数据协同体系3.1 主导产业初筛：从产业全覆盖到核心要素聚焦在上一节构建完整产业体系的基础上，本节不再停留于产业罗列，而是通过“规模—增速—功能”三个维度，对成都产业进行初步筛选。需要强调的是，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主导产业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而可能表现为跨产业的要素组合。因此，本节在筛选过程中，不仅识别规模与增速突出的产业，同时关注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功能，以为后续识别核心产业形态提供依据。3.1.1 规模维度：服务业与工业构成双支撑结构从规模看，成都产业呈现出“服务业主导、工业支撑”的结构特征。2025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18.6 亿元，占GDP 比重约70.0%；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903.9 亿元，占比约27.9%。这一结构表明，服务业是经济体量的主要来源，而工业提供基础生产能力。在服务业内部，批发零售、金融业及信息服务等板块构成主要规模来源；在工业内部，电子信息制造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40%，明显高于其他工业板块。这意味着，在规模层面，成都产业已呈现出“服务业集中+工业单核”的特征。规模筛选结果：服务端：批发零售、金融业、信息服务。工业端：电子信息制造3.1.2 增速维度：工业与信息服务成为主要增量来源从增速看，不同产业表现出明显分化。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7.0%，高于GDP 增速（5.8%）；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约12%，显著高于整体投资水平。同时，信息服务等领域保持与GDP 接近或略高的增长速度。相比之下，房地产相关领域持续收缩（投资约-8%），部分传统消费服务增速低于整体服务业水平。这表明，经济新增量正在由传统需求驱动转向产业与技术驱动。增速筛选结果：高增速：工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信息服务。稳定增长：金融、商贸服务。收缩或弱化：房地产相关领域3.1.3 功能维度：从行业分类到核心要素识别在完成规模与增速筛选后，可以发现，单纯以行业划分难以完整解释成都经济结构。进一步从经济运行功能看，各产业可以归纳为三类核心要素：
1. 算力与信息要素（数字基础能力）
由电子信息制造与信息服务共同构成，承担数据处理、计算与信息传输功能，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
2. 能源与基础保障要素
由电力与能源体系构成，为工业生产与数据中心运行提供基础支撑。
3. 需求与流通要素
由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及生活服务构成，承接消费需求并实现商品与服务流通。从这一视角看，成都产业结构不再是孤立行业的组合，而是由“算力—能源—需求”三类要素构成的运行体系。3.1.4 初筛结论：由产业集合向要素体系过渡综合规模、增速与功能三个维度，可以得到初步结论：第一，成都产业体系在规模上以服务业为主，在增量上由工业与信息相关产业驱动，呈现“存量与增量分离”的特征；第二，第二，在传统行业分类下，电子信息与信息服务构成最具增长潜力的板块，但其作用已超出单一行业范畴；第三，第三，从功能角度看，成都产业结构可以抽象为“算力要素+能源要素+需求要素”的组合体系。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判断：成都主导产业的识别，不应停留在单一行业层面，而需要从要素协同角度进行深化分析，即识别其是否已形成跨产业的协同结构。表2：成都产业结构与要素体系映射（主导产业识别）要素体系层对应产业板块（来自产业池）核心上市公司/代表主体功能定位在成都地位算力与通信网络电子信息制造（光模块、电子制造、信息服务）
新易盛、
电科网安、
中科信息算力生成+数据处理+网络传输核心主导新能源与电力体光伏制造、电力企业、储能（延伸）
通威股份、
川投能源、
东方电气能源供给+算力运行支撑重要支撑制造配套体系封装测试、PCB、电子材
宏明电子等算力硬件配套与制造承接关键支撑流通与服务体系批发零售、物流、商务服务成都银行、国金证券等（资金/流通）需求承接+资源配置基础支撑传统消费产业食品饮料（白酒等）
水井坊消费补充非主导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3.2 主导产业识别：电子信息作为制造业升级主线在完成产业池梳理和规模、增速初筛之后，可以进一步判断成都现实层面的主导产业。这里所说的“主导产业”，不是指政策文件中被重点支持的所有方向，也不是资本市场阶段性表现较好的单个赛道，而是指同时具备较大经济体量、较强增长贡献、较高产业集聚度和相对清晰企业载体的产业。从这一标准出发，成都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主导产业，仍然是以电子信息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与数字服务体系。从工业运行数据看，电子信息已成为成都工业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方向。2025 年，成都工业增加值为5163.4 亿元，同比增长7.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0%，高于同期GDP 增速5.8%。在具体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0%，高于规上工业整体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五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合计增长8.1%，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长9.8%。这些数据表明，成都工业增长并不是由传统工业均衡拉动，而是明显向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等方向集中。从产业集群角度看，电子信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单一行业，而是成都近年来工业体系中最成规模、最成体系的产业板块。成都已培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同时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千亿级重点产业链。其中，电子信息是连接制造端、软件端和数字应用端的基础性产业。与汽车、医药、食品饮料等板块相比，电子信息不仅规模更大，而且与数字经济、算力需求、工业数字化转型等未来方向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因此具备更强的主导产业属性。从产品与增长动能看，成都工业增长中的新动能也集中体现于电子信息和高技术制造相关领域。2025 年，成都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181.0%、33.9%、23.3%，说明制造业增量正在向新技术产品集中。但需要区分的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更多体现为成长型赛道或配套性产业，而集成电路、电子制造、光通信、软件信息服务等方向，与成都既有产业基础和企业结构结合更紧密。换言之，新能源方向具有成长性，但电子信息才是成都工业体系中更具连续性和主导性的主线。从企业载体看，成都电子信息主线也具备较强的资本市场识别度。以新易盛为例，公司总部位于成都，主营高性能光模块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成都在AI 算力和光通信产业链中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之一，其产品应用于数据中心、电信网络等场景，能够直接对应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此同时，成都还聚集了网络安全、软件信息、电子元器件、先进封装和电子制造等相关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需要注意的是，电子信息主导并不意味着成都已经掌握了算力产业链的全部核心环节。以高端存储、GPU、CPU 等上游核心环节为例，成都并未形成全国性控制力；DRAM、HBM 等关键存储芯片更多属于外部配套环节，而不是成都现阶段已经具备优势的本地产业。成都的现实优势主要集中在光模块、电子制造、封装测试、PCB及相关配套、软件信息服务和应用承接等环节。因此，对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定位，不能简单写成“全产业链控制”，而应表述为“在算力通信、电子制造和数字服务环节具备较强节点能力”。相较之下，光伏、新能源和储能也应进入重点观察范围，但其定位应与电子信息区分开来。通威是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企业之一，其光伏业务在高纯晶硅、高效电池、组件和电站等环节形成较完整布局，通威
太阳能成都公司也构成成都光伏制造的重要载体。这说明光伏是成都制造业中具备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优势赛道。但从城市产业结构看，光伏更适合作为“优势细分赛道”而非取代电子信息成为主导产业。储能方向同样具备成长空间，但成都在储能领域尚未形成类似通威、新易盛这样的全国性链主企业，其当前更适合作为新能源产业链延伸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的补充性方向。综合规模、增速、产业集聚和企业载体四个维度，可以得出较为稳健的判断：成都当前主导产业是以电子信息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与数字服务体系，其中光模块、电子制造、软件信息服务和网络安全等方向构成现实支撑；光伏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优势细分赛道，储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方向则构成成长型补充。这样的判断比简单概括为“算电协同”更符合成都现阶段的产业实际，也为后续从“六张网”视角分析成都在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和新型电网中的功能定位奠定基础。表3：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细分子行业结构子行业细分领域产业链环节成都发展基发展阶段国产替代方代表企业/载投资属性集成电路模拟芯片、射频芯片、AI 芯设计较强成长阶段高端芯片国产替代本土IC 设计企业高α集成电路特色工艺、车规级芯片制造中等补链阶段制造环节国产化晶圆制造项目/产业园区中α集成电路先进封装（SiP、Chiplet）封装测试较强加速阶段先进封装国产替代封测基地中高α新型显示OLED、Micro-LED制造领先成熟+升级材料与设备国产替代京东方等龙头β+α智能终端手机、服务器、PC整机制造较强成熟阶段核心部件国产化终端制造企业汽车电子车载芯片、智能座舱应用起步导入阶段车规芯片国产替代汽车电子企业高α软件信息服工业软件、云计算、AI 平台服务领先成长阶段基础软件国产替代软件园区/科技企业高α数据与算力数据中心、服务器基础设施较强扩张阶段算力与芯片国产化算力中心项目β+α第三代半导SiC、GaN材料+器件起步突破阶段材料与器件国产替代新材料企业高α电子材料衬底、封装材上游材料较弱补短板阶段关键材料国产化材料企业高α3.3“六张网”视角下的产业重构：算力网与新一代通信网成为成都核心承载在明确成都现实主导产业为电子信息之后，仍需要进一步回答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电子信息产业为什么能够在“十五五”阶段继续成为成都的核心方向。单纯从行业分类看，电子信息只是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但从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向看，电子信息已经不仅是一个产业，而是支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化服务和城市智能化运行的基础能力。2026 年以来，国家层面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并将其作为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抓手。由此看，未来区域竞争的重点，不只是产业规模大小，而是城市能否在关键网络中占据功能节点。从这一框架观察成都，可以发现其并不是“六张网”均衡型城市，而是优势高度集中于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节点型城市。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软件信息服务、网络安全、光通信及数据应用等基础，决定了其最适合切入的方向不是传统水网、地下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也不是单纯依靠能源禀赋形成电力主导优势，而是在算力生成、网络传输、数据处理和应用服务之间形成产业联动。换言之，成都的产业优势并不表现为某一类资源控制，而表现为围绕算力和通信能力形成的系统支撑。在算力网中，成都最具辨识度的现实抓手是光模块、电子制造、封装测试、PCB及算力设备配套等环节。其中，光模块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其直接对应数据中心、AI 训练与算力集群之间的高速互联需求，是算力基础设施从“算得出”走向“传得快、连得稳”的关键环节。与单纯建设数据中心不同，成都并非只是在承接算力应用，而是在算力通信链条中具备一定企业载体和产业辨识度，这使其在全国算力网络中具备更明确的位置。在新一代通信网中，成都的优势更多体现为网络安全、信息服务、软件系统和通信配套能力。这类能力不一定完全体现为大规模制造产值，但对政企数字化、城市运行、产业智能化和数据要素流通具有基础性作用。新一代通信网并不是孤立的通信设施，而是连接算力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和各类应用场景的“连接层”。因此，成都如果能够将电子信息制造、软件信息服务、网络安全和通信设备能力进一步整合，就有望在“算力网+通信网”的交汇处形成更清晰的城市功能定位。相比之下，电网对成都而言更适合作为支撑网络，而非核心优势网络。成都可以依托四川较强的清洁能源基础，为算力运行和制造业发展提供能源保障，但其本身并不是能源资源控制型城市，也不具备类似内蒙古、贵州等地区在低成本电力和大规模算力中心布局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报告中不宜将成都简单概括为“算电协同城市”，更严谨的表述应是：成都正在形成以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为核心、以电网和能源体系为支撑的产业网络结构。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和水网对成都同样重要，但其作用更多体现为城市承载能力和区域枢纽能力。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物流网能够支撑其商贸流通、制造业配套和消费辐射；城市地下管网和水网则主要关系到城市安全、人口承载和城市更新。这些网络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意义，但与成都主导产业的直接耦合度低于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因此，对成都而言，“六张网”并不是平均发力的产业框架，而是需要根据城市功能和产业基础进行差异化识别。综合来看，成都在“六张网”体系中的核心定位，可以概括为：以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为主攻方向，以新型电网和物流网为支撑条件，以水网和城市地下管网为基础保障。这个判断能够把前文的主导产业识别与国家“十五五”重大工程方向衔接起来，也进一步说明，成都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单一上游核心环节，而在于能否依托电子信息主导产业，提升其在全国算力与通信网络中的节点功能。3.4 重点赛道分层：CPO 光模块、光伏与储能的功能定位在明确成都优势集中于算力网与新一代通信网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识别具体承载这些优势的产业赛道。对于区域产业研究而言，不能简单因为某一赛道景气度高，就将其等同于城市主导产业；也不能因为某一企业市值较大，就直接推导出该产业对地方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更严谨的分析方法，是将不同赛道放在成都产业体系和“六张网”功能定位中进行分层判断，区分其究竟是主导赛道、优势赛道，还是成长型补充赛道。从这一标准看，CPO 光模块应被视为成都当前最具产业辨识度和成长弹性的核心赛道之一。其重要性并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规模，而在于其直接嵌入AI 算力扩张所带来的高速互联需求。随着数据中心内部及数据中心之间对传输速率、能耗效率和低延迟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光模块成为算力基础设施中的关键连接环节。成都拥有新易盛等具备较强市场识别度的企业载体，使其能够在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交汇处形成较清晰的产业位置。也就是说，CPO 光模块不是单纯的电子制造细分产品，而是成都参与全国算力网络建设的重要接口。但需要注意的是，CPO 光模块虽然成长性突出，但其本身仍具有较强的技术迭代和需求波动特征。该赛道高度依赖AI 资本开支、海外云厂商需求、产品代际升级以及客户认证周期，业绩弹性较大，波动也相对明显。因此，在成都产业结构中，CPO 光模块更适合作为电子信息主导产业中的高成长核心赛道，而不是单独上升为城市主导产业。其价值在于提升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市场辨识度，并强化成都在算力网中的节点功能。光伏则是成都制造业中另一类重要优势赛道。与CPO 更多体现为算力通信环节不同，光伏体现的是成都在新能源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力。通威股份作为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光伏企业，在高纯晶硅、电池片、组件及相关业务方面形成较强产业基础，使成都在新能源制造中具备明确企业载体和产业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光伏不能被简单归入一般新能源配套产业，而应被视为成都制造业中少数具备全国竞争力的优势赛道。不过，光伏与CPO 的产业属性存在明显差异。光伏产业已经进入产能扩张、价格竞争和利润分化并存的阶段，行业景气度受供需周期影响较大。对于成都而言，光伏的意义在于增强制造业规模和新能源产业影响力，但其对城市主导产业结构的解释力仍弱于电子信息。一方面，光伏产业链虽然具备较强企业载体，但与成都算力网、通信网的直接耦合度低于CPO 光模块；另一方面，光伏行业周期波动较大，不能简单将其作为稳定增长主轴。因此，光伏在成都产业体系中的定位，应是“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优势制造赛道”，而不是替代电子信息成为城市主导产业。储能则应被放在第三层进行理解，即作为新型电网和算力基础设施运行的成长型支撑方向。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提升和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增长，储能在调峰调频、负荷平衡、能源消纳和稳定供电方面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从“六张网”视角看，储能连接的是新型电网、算力网和能源保障体系，其价值不在于当前规模已经足够大，而在于其有可能成为未来电力系统和算力设施之间的重要调节环节。但从成都现实产业基础看，储能尚不宜被定义为主导赛道。原因在于，成都目前在储能领域尚未形成类似通威之于光伏、新易盛之于光模块这样的全国性链主企业，产业链控制力和本地集聚度仍有提升空间。因此，储能更适合作为新能源与电网体系中的成长型补充方向，其发展价值在于支撑未来算力设施、电力调节和新型能源系统，而不是在当前阶段承担主导产业功能。由此可以形成较为清晰的赛道分层：CPO 光模块是成都电子信息主线中最具成长弹性的核心赛道，直接对应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光伏是成都新能源制造中最具全国竞争力的优势赛道，体现制造业竞争力和产业影响力；储能则是面向未来新型电网和算力基础设施的成长型支撑方向。三者共同构成成都产业体系中“核心增长—优势制造—未来支撑”的分层结构。综合来看，成都产业判断不能简单归纳为“电子信息+新能源”，更不能泛化为所有热门赛道并列发展。更准确的表述应是：成都以电子信息作为现实主导产业，以CPO 光模块作为算力网络中的高成长赛道，以光伏作为新能源制造中的优势赛道，以储能作为新型电网和算力基础设施的未来支撑。这一分层判断既能够体现成都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能够解释其在“六张网”体系中的差异化功能定位。3.5 小结：电子信息主导下的节点型产业结构综合本章分析，成都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以电子信息为现实主导产业，以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为主要功能承载，以CPO 光模块、光伏和储能等重点赛道形成增长弹性与产业延展。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型城市相比，成都并不依赖单一制造业规模取胜；与单纯消费型城市相比，成都又已形成较为清晰的先进制造与数字服务基础。因此，成都产业结构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节点型产业结构”，即通过若干关键产业环节嵌入全国新型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网络，在特定功能节点上形成竞争力。从现实产业基础看，电子信息仍是成都最具主导性的产业方向。这一判断并非来自政策偏好，而是由规模、增速、企业载体和产业链位置共同决定。电子信息在成都工业体系中占据较高比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高于规上工业整体水平，光模块、电子制造、软件信息服务、网络安全等方向具备较强企业支撑和产业辨识度。相比之下，白酒等传统消费产业虽有品牌基础，但对成都本地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有限；新能源方向虽有较强成长性，但在本地产业链控制力和城市主导性方面仍弱于电子信息。因此，把电子信息作为成都现实主导产业，是更稳健也更符合数据逻辑的判断。从“六张网”视角看，成都的优势并不体现在六类网络的均衡发展，而是集中体现为算力网与新一代通信网中的节点能力。CPO 光模块、电子制造、封装测试、PCB 及信息服务等环节，使成都能够在算力生成、数据传输和应用服务中形成较为明确的位置。新型电网、物流网、水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对成都同样重要，但其作用更多体现为能源支撑、区域流通和城市承载，并不构成当前产业主导逻辑。由此看，成都不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也不是全国性能源控制中心，而是依托电子信息和数字服务能力参与全国算力与通信网络分工的节点城市。从重点赛道看，CPO 光模块、光伏与储能构成成都产业结构中的三类不同角色。CPO 光模块直接对应AI 算力扩张和高速互联需求，是电子信息主线中最具成长弹性的核心赛道；光伏依托通威等企业形成较强制造基础，是成都在新能源制造领域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优势赛道；储能则面向新型电网和算力基础设施运行需求，属于未来成长型支撑方向。三者的产业地位并不相同，不能简单并列为主导产业，而应分别放在“核心增长、优势制造、未来支撑”的框架中理解。由此可以得出本章的总体结论：成都产业体系的主线不是“泛新能源”，也不是尚未完全形成的“算电协同”，而是“电子信息主导、算力通信承载、优势赛道延展”的结构。未来成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产业门类，也不在于追逐所有热门赛道，而在于围绕电子信息这一现实主导产业，持续增强其在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中的节点能力，同时推动光伏、储能等赛道与新型电网、制造业升级和城市应用场景形成更有效协同。只有在这一逻辑下，成都才能把现有产业基础转化为面向“十五五”的持续增长能力。
4.重点上市公司与产业载体：成都产业优势的
企业验证区域经济报告分析产业增长点，不能只停留在产业名称和政策表述层面，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些产业是否具备真实的企业载体。对于成都而言，第二章已经说明其经济增长呈现“消费托底、产业增量、服务承载”的特征，第三章进一步判断电子信息是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主导产业，CPO 光模块、光伏和储能等赛道则分别对应核心增长、优势制造和未来支撑方向。第四章的任务，就是从上市公司和重点企业角度，对上述判断进行验证。上市公司之所以适合作为观察窗口，主要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功能：一是反映产业规模和企业竞争力，二是体现产业链关键环节是否具备本地载体，三是揭示资本市场对城市产业方向的定价。一个产业如果只有政策支持而缺乏代表性企业，其发展仍停留在规划或培育阶段；反之，如果某一产业不仅在统计数据中占比较高，而且拥有具备全国竞争力的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支撑，则更能说明其已成为城市产业体系中的现实力量。从这一逻辑出发，本章不以股票投资推荐为目的，也不简单按照市值大小排列企业，而是重点分析成都上市公司和产业载体如何验证城市产业结构。具体而言，电子信息与算力通信企业用于验证成都现实主导产业的成立；新能源与电力装备企业用于观察光伏、储能及能源支撑体系的发展基础；医药生物与消费类企业用于说明成都稳定型产业和现金流资产的存在；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则用于体现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和西部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这一分析，可以进一步回答成都未来增长点是否有企业基础、产业升级是否有承载主体，以及哪些方向具备持续成长空间。4.1 上市公司整体格局：规模、结构与行业分布上市公司是观察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窗口。相较于一般产业统计数据，上市公司不仅能够反映产业规模和企业竞争力，也能够体现一座城市产业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连接程度。因此，在分析成都产业优势时，有必要首先观察其上市公司整体格局，判断成都是否具备足够清晰的企业载体来支撑前文关于主导产业和重点赛道的判断。本节重点分析上市公司总体数量、市值结构、行业分布与产业验证功能，具体企业将在后续小节中展开。从全国资本市场背景看，2026 年一季度A 股市场共有5496 家上市公司，较2025年末增加26 家；一季度末A 股总市值为118.81 万亿元，较2025 年末小幅上升。在市场结构上，能源与电力基建、光通信、先进电池等方向表现相对突出，说明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算力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成都上市公司结构中电子信息、新能源与电力装备等板块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其变化不仅是地方企业自身成长的结果，也与全国资本市场行业偏好变化高度相关。从最新公开口径看，成都资本市场载体已经具备较大规模。根据成都市委金融办相关公开信息，2025 年成都新增上市及过会企业6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154 家，位居中西部地区首位；2026 年3 月25 日，宏明电子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后，成都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进一步增至155 家，A 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23家，资本市场载体规模继续扩容。与此同时，成都已聚集规上工业企业超过51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10 家，说明成都已经形成由上市公司、规上工业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共同构成的多层次企业梯队。资本市场载体不再局限于少数传统企业，而是逐步向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领域扩展。从行业分布看，成都上市公司并不是单一行业主导，而是呈现出电子信息、新能源与电力装备、医药生物、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与消费资产等多板块并存的格局。其中，电子信息板块最能代表成都当前产业升级方向，光通信、网络安全、软件信息服务、智能硬件和特种电子等企业构成较为清晰的产业链映射；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板块体现成都在光伏、电力装备和能源资产方面的企业基础；医药生物和消费类企业提供稳定经营与现金流补充；金融和基建类企业则反映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和西部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表4：成都A 股上市公司行业板块分布行业板块公司数量（家）占比代表公司电子信息25.20%新易盛、电科网安、中科信息、
久远银海、创意信息、
极米科技、
盟升电子、宏明电子等新能源与电力装16.30%通威股份、东方电气、川投能源、
川能动力、
盛和资源、
德龙汇能等医药生物13.80%
科伦药业、
百利天恒、
康弘药业、
迈克生物、
苑东生物、
欧林生物、
普瑞眼科等金融与城市功能10.60%成都银行、国金证券、华西证券、
四川路桥、
兴蓉环境、
四川成渝、
高新发展等消费与食品饮料8.90%水井坊、
新乳业、
红旗连锁、
新华文轩、
博瑞传播、
富森美等高端装备与航空航天8.10%
海特高新、
中无人机、成飞集成、
天奥电子、
豪能股份、
西菱动力等其他17.10%
云图控股、
硅宝科技、
国光股份、
达威股份、
华图山鼎等合计100.00%—从市值结构看，成都上市公司呈现出“头部企业做大、行业结构分化、科技属性增强”的特征。部分科技制造企业市值快速提升，强化了成都在电子信息和算力通信方向的资本市场辨识度；同时，新能源、医药、金融、基建和消费等板块共同构成上市公司体系的支撑层。需要注意的是，市值规模并不等同于产业主导地位，个别企业市值较高也不必然意味着对应产业就是成都本地主导产业。因此，对成都上市公司的分析，应重点关注其是否能够验证城市产业能力、是否处于关键产业链环节，以及是否与成都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相一致。从产业验证角度看，成都上市公司结构与第三章的产业判断基本一致。电子信息板块拥有较清晰的企业载体，能够支撑“电子信息是成都现实主导产业”的判断；新能源与电力装备企业说明光伏、电力装备及能源体系是重要优势赛道和支撑方向；医药生物企业说明成都在医疗健康领域具有稳定产业基础；金融类企业则体现成都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资本配置功能。由此可见，成都上市公司结构并非单纯的资本市场现象，而是其产业体系演进在企业层面的集中反映。总体来看，成都上市公司整体格局可以概括为“数量形成规模、头部企业做大、电子信息辨识度提升、多板块共同支撑”。其中，电子信息企业最能体现成都产业升级方向，新能源与电力装备企业提供制造与能源支撑，医药生物和消费资产提供稳定经营基础，金融和基建企业体现城市资源配置能力。后续分析应进一步从具体企业出发，观察不同板块如何分别验证成都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优势赛道与支撑性板块。表5：成都资本市场载体规模变化关键节点时间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家）A 股上市公司数量（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说明
2021 年末
—成都A 股上市公司突破100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达128 家
2022 年4 月末
——成都A 股上市公司2022 年年报披露口径
2025 年3 月
——成都境内外上市公司增至152
2025 年10 月
—超2.02 万亿元成都境内外上市公司153 家，A股总市值超2.02 万亿元
2025 年末
超2 万亿元成都境内外上市公司154 家，A股上市公司123 家4.2 电子信息与算力通信：现实主导产业的核心企业载体在第三章已经明确成都现实主导产业为电子信息后，第四章需要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这一产业判断是否有足够清晰的企业载体支撑。区域产业分析不能只停留在统计数据层面，还需要观察本地上市公司是否能够形成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支撑。如果一个产业仅在政策文件中被反复提及，但缺乏本地企业载体和资本市场映射，其作为主导产业的判断就需要谨慎。反之，如果某一产业既在产业规模和增速上具备优势，又有能够代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上市公司支撑，则其主导地位更具现实基础。从成都上市公司结构看，电子信息板块是最能验证其主导产业判断的方向。该板块并不表现为单一企业或单一产品，而是覆盖光通信、网络安全、软件信息服务、智能硬件、卫星通信与电子系统等多个环节。其共同特征在于，均围绕数据传输、网络安全、信息处理、智能终端和算力应用展开，与成都在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中的节点定位高度一致。因此，电子信息上市公司不是对产业判断的简单补充，而是成都现实主导产业的重要验证工具。在算力通信方向，新易盛是成都最具辨识度的企业载体之一。公司主营光模块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服务于人工智能算力集群、云数据中心和电信网络等场景，并已形成覆盖传统可插拔光模块以及LPO、LRO、XPO、NPO、CPO 等多种互联形态的技术体系。根据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其400G、800G、1.6T 及更高速率光互联产品已成为核心产品与业绩增长引擎，公司也是全球少数具备800G 以上光模块规模化量产和交付能力的厂商之一。新易盛的意义在于，它把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与AI 算力基础设施直接连接起来，使成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制造城市，而是在算力通信链条中具备明确企业载体。在网络安全方向，电科网安构成成都信息安全产业的重要载体。公司前身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成立，2008 年上市，2023 年正式更名为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科旗下网络安全板块的重要能力聚合平台、产业发展平台和资本运作平台，重点布局密码、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核心业务。其价值不只在于单家公司规模，而在于网络安全本身是新一代通信网和数据要素流通的基础支撑，没有安全能力，算力、通信和数据应用难以稳定运行。在软件与信息服务方向，中科信息、久远银海和创意信息等企业体现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从制造端向服务端延伸的能力。中科信息由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整体转制而来，定位为基于人工智能的行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覆盖智慧政务、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健康等场景，说明成都在人工智能和行业数字化应用方面具备科研转化基础。久远银海主要面向医疗医保、数字政务和智慧城市等民生信息化领域，体现了成都信息服务产业在公共服务数字化中的应用能力。创意信息则以大数据、数据库、5G 和数字化转型服务为主要方向，面向政府、能源、通信、交通、金融等行业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上述企业共同说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并非只停留在硬件制造，而是已经向软件、数据和行业应用环节延伸。在智能硬件与终端应用方向，极米科技体现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向消费电子和智能终端延伸的能力。极米科技总部位于成都，专注于智能投影和激光电视领域，是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智能硬件企业。虽然智能投影并不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主轴，但它说明成都在智能硬件产品定义、消费终端制造和品牌化能力方面具备一定基础。这类企业的存在，有助于增强电子信息产业与消费场景之间的联系，也使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不仅具有生产属性，还具备一定终端应用属性。在卫星通信、航空电子与特种电子方向，盟升电子代表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应用场景延伸的另一类企业载体。公司从事卫星导航、卫星通信、电子对抗及数据链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类企业的意义在于，它与一般消费电子或软件服务不同，更强调通信、导航、数据链和高可靠电子系统能力，体现了成都在军工电子、卫星应用和特种通信领域的产业基础。综合来看，成都电子信息上市公司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企业分层：新易盛对应算力通信和光模块，是电子信息产业中最具成长弹性的核心企业载体；电科网安对应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是新一代通信网和数字经济运行的安全底座；中科信息、久远银海和创意信息对应软件信息服务与行业数字化，体现电子信息向应用端延伸的能力；极米科技对应智能硬件和消费终端，体现电子信息与消费场景结合；盟升电子对应卫星通信和特种电子，体现高端通信和军工电子基础。上述企业共同验证了第三章的产业判断：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不是空泛概念，而是拥有较为明确上市公司载体的现实主导产业。但也需要看到，成都电子信息企业结构仍存在明显边界。当前本地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光通信、软件服务、网络安全、智能硬件和特种电子等环节，在GPU、CPU、HBM、DRAM 等算力产业链最上游核心环节尚未形成全国性控制力。因此，对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定位应保持客观：其优势在于算力通信、网络安全、信息服务和应用承接，而不是全产业链控制。正因为如此，成都未来提升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不是简单扩大企业数量，而是围绕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进一步提升光通信、先进封装、电子制造、软件服务和安全体系之间的协同能力。4.3 新能源与电力装备：光伏优势赛道与能源支撑体系在成都上市公司结构中，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板块具有较高辨识度，但其产业定位需要与电子信息板块区分开来。电子信息是成都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产业主线，而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更多体现为优势赛道与支撑体系。一方面，成都拥有通威股份、东方电气、川投能源、川能动力、硅宝科技等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说明其在光伏制造、能源装备、清洁能源资产和新能源材料等方向具备企业载体；另一方面，从产业链控制力和本地经济拉动看，新能源整体尚未取代电子信息成为成都主导产业。因此，本节更适合将其定位为“光伏优势赛道+电力装备支撑+储能成长方向”的复合型板块。光伏是成都新能源板块中最具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优势赛道，其代表企业是通威股份。通威在光伏产业链中同时涉及高纯晶硅、电池片、组件及相关业务，是成都上市公司中新能源属性最鲜明的企业之一。不过，2025 年光伏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通威股份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41.28 亿元，同比下降8.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95.53 亿元，亏损额较2024 年进一步扩大。公司披露的原因主要与全球光伏行业阶段性供需失衡、产业链产品价格下探、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资产减值等因素有关。由此可见，光伏虽然是成都制造业中具备全国竞争力的优势赛道，但其短期经营表现受行业周期影响较大，不能简单等同于稳定增长引擎。电力装备是成都新能源体系中更具稳定支撑意义的方向，东方电气是该板块最重要的企业载体之一。2025 年，东方电气营业收入约775.83 亿元，同比增长13.11%；归母净利润38.31 亿元，同比增长31.11%，反映出能源装备制造在电力系统升级、核电、风电、水电、燃机、储能氢能等方向仍具备较强需求基础。与光伏产业链价格波动不同，电力装备更依赖电源建设、电网升级和新型电力系统投资，周期属性相对平滑。因此，在成都产业结构中，东方电气所代表的电力装备板块，不宜简单归入一般新能源制造，而应视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装备基础。清洁能源资产和电力运营企业则构成成都能源支撑体系的另一类载体。川投能源以清洁能源投资开发和运营为主，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16.68 亿元，同比增长3.65%；利润总额49.22 亿元，同比增长4.69%；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66.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85%。公司还在抽水蓄能、新能源和新型储能方向推进项目布局。其意义不在于制造业扩张，而在于通过水电、抽水蓄能和储能等方向，为四川及成都所在区域提供清洁能源供给和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川能动力则体现了成都新能源板块中“新能源电力+新能源材料”的延伸方向。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996 亿元，同比增长17.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2 亿元，同比下降30.87%。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新能源电力和新能源材料，锂矿采选项目和新建3 万吨/年锂盐项目碳酸锂生产线实现达产达标，锂矿锂盐产销量提升。由此看，川能动力反映的是成都在新能源资源开发、材料供应和电力运营方向的参与能力，但其盈利表现也说明新能源材料链条仍面临价格波动和周期压力。从产业功能看，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板块对成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光伏制造提供了全国竞争力较强的企业载体，增强了成都制造业在新能源领域的辨识度；第二，电力装备和清洁能源运营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支撑，与“六张网”中的新型电网建设方向形成联系；第三，储能和新能源材料构成未来成长型延伸环节，有助于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并为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运行提供更稳定的能源保障。也就是说，新能源与电力装备不是成都当前最核心的主导产业，但它们对成都未来产业升级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成都新能源板块内部不能简单等同处理。光伏具备龙头企业和全国竞争力，但受行业供需周期影响明显；电力装备具备订单和系统建设支撑，稳定性相对更强；清洁能源和储能具备长期方向，但本地产业链控制力仍需提升。因此，在区域经济报告中，更适合将新能源与电力装备定位为“优势赛道与支撑体系”，而不是与电子信息并列为现实主导产业。综合来看，成都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板块呈现出“光伏有龙头、电装有支撑、储能有方向”的结构特征。通威股份验证了成都在光伏制造领域的全国影响力，东方电气体现了电力装备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产业基础，川投能源和川能动力则分别反映清洁能源运营、新能源材料和储能延伸能力。该板块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替代电子信息成为成都第一主导产业，而在于为成都参与新型电网建设、能源转型和未来算力基础设施提供支撑条件。4.4 医药生物与消费资产：稳定型产业载体与现金流补充在成都上市公司结构中，医药生物与消费资产并不构成最核心的产业主线，但它们具有重要的稳定器意义。与电子信息和光伏等高景气赛道相比，医药生物和消费类企业的成长逻辑并不完全依赖产业周期或技术资本开支，而更多来自居民健康需求、医疗服务体系、消费品牌和渠道能力。因此，在区域经济报告中，这类企业不宜被拔高为成都主导产业，但应作为成都产业体系中的稳定型产业载体和现金流补充来分析。从医药生物板块看，成都具备较为完整的企业梯队，既有科伦药业这样具备较大收入规模的医药制造企业，也有百利天恒、苑东生物、迈克生物等覆盖创新药、仿制药、诊断检测和医疗器械方向的上市公司。该板块的价值在于，其与人口规模、医疗服务需求和健康消费高度相关，能够体现成都作为超大城市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需求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但从增长属性看，医药生物板块内部差异较大，不能简单概括为稳定增长行业。科伦药业是成都医药板块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载体之一。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5.13 亿元，同比下降15.13%；归母净利润17.02 亿元，同比下降42.03%。这一表现说明，传统医药制造企业在终端需求、医保控费、集采政策和产品价格压力下仍面临阶段性调整，但科伦药业仍具备较大收入体量和产业基础，是成都医药制造领域的重要代表。对成都而言，科伦药业的意义不在于短期业绩波动，而在于其验证了成都在医药制造、制剂产品和创新药转型方面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百利天恒则代表成都医药生物板块中更偏创新药和研发驱动的一类企业。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20 亿元，同比下降56.7%，归母净利润亏损10.5 亿元；但公司在肿瘤治疗、双抗ADC 等方向持续推进研发，研发投入强度较高，核心产品已进入上市申请和优先审评等关键阶段。由此看，百利天恒并不是稳定现金流型企业，而是典型的高研发、高波动、高弹性创新药企业。其存在说明成都医药板块并非只有传统制造，也具备向创新生物药方向延伸的企业载体。苑东生物和迈克生物则体现了成都医药生物板块中的细分支撑能力。苑东生物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13.31 亿元，同比下降1.36%，归母净利润2.84 亿元，同比增长19.24%，在集采压力下仍通过收入结构优化、成本管控和运营效率提升实现利润增长；迈克生物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21.70 亿元，同比下降14.84%，归母净利润亏损3582.70 万元，显示体外诊断行业仍处于结构调整过程中。两家公司一稳一压，说明成都医药生物板块并非单一方向增长，而是在政策、价格和产品结构变化中持续分化。从消费资产看，水井坊是成都本地消费品牌上市公司中的代表性企业，主要反映成都上市公司体系中消费类资产和白酒品牌资产的经营情况。根据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水井坊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38 亿元，同比下降41.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6 亿元，同比下降69.73%。基于公司财报口径，水井坊可作为成都本地消费品牌上市公司的观察样本，用于反映成都上市公司结构中消费类资产的构成情况，但不宜将其简单等同于成都产业升级的核心增长点。综合来看，医药生物与消费资产在成都上市公司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稳定型产业基础，支撑成都作为超大城市在医疗健康、消费品牌和生活服务领域的需求承接能力；二是形成一定创新延展，尤其是创新药、医疗诊断和生物技术方向，为成都产业结构提供多元化补充；三是提供现金流和品牌资产，但这类资产受政策周期、行业库存和消费环境影响较大，不能简单视为高成长主线。因此，本节的结论是：医药生物与消费资产是成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当前最核心的主导产业。医药生物体现的是“稳定需求+创新转型”的产业基础，消费资产体现的是“品牌价值+现金流补充”的城市经济属性。它们共同增强了成都上市公司结构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但成都未来产业升级的主线，仍然应回到电子信息、算力通信、光伏和新型能源支撑等方向。4.5 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体现在成都上市公司体系中，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虽然不直接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但对区域经济运行具有基础性作用。区域经济不仅取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也取决于金融资源、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能否对产业升级形成支撑。对于成都这样的省会城市和西部中心城市而言，金融、基建和城市功能型企业的意义不在于体现某一高成长赛道，而在于反映其资源配置能力、公共投资组织能力和区域辐射能力。从金融板块看，成都银行和国金证券是成都金融功能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成都银行作为本地法人银行，其业务与地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融资、城市建设和居民金融服务高度相关。2025 年，成都银行实现营业收入约232.6 亿元，同比增长约7.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32.6 亿元，同比增长约10.2%，资产质量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在经济增速进入中速区间、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约束增强的背景下，本地金融机构仍具备较强盈利能力和资产扩张能力。对成都而言，成都银行的意义不仅是单一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更在于其能够为地方产业升级、小微企业融资、城市更新和消费金融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是成都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金证券则代表成都在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型企业。作为注册地位于成都的全国性券商，国金证券业务覆盖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自营投资等多个领域。其作用不只是贡献金融业增加值，更重要的是为区域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融资和产业资本运作提供服务工具。对于成都而言，如果未来要推动电子信息、新能源、医药生物等产业进一步做强，仅靠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并不充分，还需要券商、基金、创投等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协同支持。国金证券的存在，说明成都在区域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连接方面具备一定企业载体。从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型企业看，四川路桥是成都上市公司体系中较具代表性的基建和工程建设企业。公司业务覆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新能源及相关产业投资，其价值不只体现在建筑施工收入，更在于其与四川及成都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络完善和区域资源开发高度相关。在“六张网”框架下，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较强工程组织和项目实施能力。四川路桥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的是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执行端角色，体现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建设组织中的功能支撑。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还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其发展高度依赖地方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地方经济运行。银行依赖产业和居民金融需求，券商依赖企业融资和资本市场活跃度，基建企业依赖区域投资与公共项目建设。它们不是单纯的“产业增长点”，而是连接财政、金融、企业和基础设施的重要纽带。换言之，这类企业的价值不在于证明成都某个具体产业具备全国竞争力，而在于说明成都具备将产业资源、金融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组织起来的能力。从成都未来增长看，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传统土地财政和大规模基建扩张空间收窄后，产业升级需要更加依赖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电子信息、光伏、储能、医药创新等方向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资本开支高、技术迭代快的特征，需要银行、券商、创投和产业基金形成多层次融资支持。成都如果要从“产业基础较强”进一步迈向“产业组织能力较强”，就必须强化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协同。因此，金融与城市功能型企业在第四章中的定位，应当不同于电子信息或新能源企业。它们不是成都未来增长的核心赛道，但构成成都产业升级和区域功能提升的支撑系统。成都银行体现地方金融供给能力，国金证券体现资本市场服务能力，四川路桥等基建企业体现基础设施组织能力。三者共同说明，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不仅有产业载体，也具备一定资源配置和工程组织能力。对于区域经济报告而言，这类企业的意义在于验证成都的城市功能，而不是验证某一单一产业主导地位。4.6 专精特新与一级市场梯队：产业升级的后备企业基础除上市公司外，成都正涌现一批高成长潜力的专精特新企业，构成产业生态中的“毛细血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的重要主体，也是未来上市公司扩容和一级市场投资的重要储备。对于成都而言，专精特新企业的意义不只是数量增长，更在于其能否围绕电子信息、算力通信、高端装备、医药创新、新能源装备等重点方向，形成对主导产业和重点赛道的补链强链支撑。从企业梯队看，成都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的递进式培育体系。2025 年，成都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6 家，累计达到410 家，居副省级城市第7 位；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3522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达到8887 家。同时，成都“小巨人”企业复核通过率达到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7 个百分点；全市累计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8 个，与深圳并列副省级城市第一。这组数据说明，成都产业升级并不只依赖少数上市公司，而是已经拥有较大规模的成长型企业后备梯队。表6：成都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层级企业数量时间口径产业意义创新型中小企业
8887 家
截至2025 年底构成产业升级和一级市场后备储备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522 家
截至2025 年底构成产业链补链强链的重要中坚力量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10 家
截至2025 年底代表细分赛道技术能力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8 个
截至2025 年底体现产业集群化培育能力从产业结构看，专精特新企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补链、强链和固链。成都当前已经明确电子信息是制造业升级主线，但电子信息产业并非只依赖龙头上市公司。光模块、网络安全、先进封装、PCB、电子材料、工业软件、数据服务、智能硬件等细分环节，都需要大量中小企业参与配套和技术迭代。对于成都而言，专精特新企业如果能够围绕电子信息、算力通信、新能源装备、储能应用、医药创新和生产性服务等方向持续集聚，就可以弥补上市公司在产业链覆盖上的不足，推动产业体系从“头部企业带动”走向“链式企业协同”。从一级市场角度看，专精特新企业也是未来资本市场扩容和产业并购整合的重要储备。上市公司代表现阶段已经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成果，而专精特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则代表未来可能进入资本市场、被上市公司并购整合或成长为细分链主的企业基础。成都如果希望进一步提升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医药创新、软件服务等方向的产业竞争力，就不能只关注已有上市公司市值变化，还需要关注一级市场中是否持续产生高质量企业、是否具备持续融资能力、是否能够形成技术迭代和商业化闭环。从区域经济意义看，专精特新企业对成都的价值不仅在于数量增长，更在于提升产业链韧性和本地配套能力。成都在GPU、CPU、HBM、DRAM 等算力产业链上游核心环节尚未形成全国性控制力，部分关键环节仍依赖外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专精特新企业可以在先进封装、电子元器件、工业软件、测试设备、电子材料、网络安全、行业应用等方向形成局部突破，提升成都在全国电子信息和算力通信产业链中的节点能力。也就是说，专精特新企业不是简单的中小企业群体，而是成都推动产业链补短板和提升制造业质量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成都专精特新企业梯队仍存在短板。相关部门已指出，与深圳、苏州、杭州等先发城市相比，成都“小巨人”企业数量仍有明显差距，后备梯队储备不足，部分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在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硬核指标方面仍需提升。这说明成都虽然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梯队，但在技术原创能力、产业链控制能力、资本市场转化效率和高成长企业密度方面，仍需继续补强。因此，未来成都应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与主导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建立更加清晰的“专精特新—上市后备—产业并购—链主协同”培育机制。一方面，要围绕电子信息、光通信、网络安全、先进封装、PCB、新能源装备、储能、医药创新等重点方向，筛选一批具备技术壁垒和产业链配套价值的企业，纳入市级重点培育清单；另一方面，要推动上市公司、国资平台、产业基金和专精特新企业之间形成更有效连接，通过并购重组、股权投资、订单协同、联合研发和场景开放，提升中小企业成长速度和产业链协同效率。综合来看，专精特新与一级市场梯队，是成都产业升级的重要后备力量。上市公司验证的是成都现有产业优势，专精特新企业验证的是未来产业扩容和技术补链能力。对于成都而言，真正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不应只是少数龙头企业市值抬升，而应是“上市公司牵引、专精特新支撑、创新型中小企业储备、一级市场持续孵化”的多层次企业体系。只有这一梯队持续壮大，成都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医药创新和生产性服务等产业方向，才能从阶段性增长点转化为长期产业竞争力。表7：成都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代表企业一览序号企业名称所属行业领域是否上市对应成都产业方向盟升电子卫星通信、导航与特种电子已上市电子信息、算力通信、军工电子成都航宇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叶片制造未上市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四川天虎工高端刀具与精密工具制造未上市高端装备、先进制造成都欧康医生物医药未上市医药生物成都新恒创药业生物医药未上市医药生物伊诺达博医药科技医药研发服务未上市医药创新联帮医疗科医疗器械未上市医疗健康青山利康药医药制造未上市医药生物美创医疗科医疗器械未上市医疗健康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类企业代表电子信息未上市/部分拟上市电子信息、算力通信4.7 小结：上市公司与专精特新梯队对成都产业判断的验证综合本章分析，成都企业载体结构并非单纯的资本市场现象，而是其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未来增长方向在企业层面的集中体现。第二章从经济基本面角度判断成都呈现“消费托底、产业增量、服务承载”的复合型增长模式，第三章进一步识别出电子信息是成都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产业主线，CPO 光模块、光伏和储能分别对应核心增长、优势制造和未来支撑方向。本章通过上市公司、重点企业及专精特新梯队梳理，对上述判断进行了进一步验证。从主导产业验证看，电子信息板块是成都企业体系中最能体现产业升级方向的部分。新易盛代表算力通信和光模块方向，电科网安代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方向，中科信息、久远银海、创意信息等代表软件信息服务和行业数字化方向，极米科技、盟升电子等则分别对应智能硬件和特种电子应用。上述企业共同表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并非停留在政策表述或统计概念层面，而是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企业载体和资本市场映射。尽管成都在GPU、CPU、HBM、DRAM 等上游核心环节尚未形成全国性控制力，但其在光通信、网络安全、软件服务和应用承接环节具备较明确的节点能力，因此将电子信息作为成都制造业升级主线具有较强支撑。从优势赛道验证看，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板块强化了成都制造业的多元支撑。通威股份说明成都在光伏制造领域具备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但光伏行业受供需周期和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短期并不具备稳定增长属性；东方电气体现成都在电力装备、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装备方向的产业基础；川投能源、川能动力等则分别反映清洁能源运营、新能源材料和储能延伸能力。由此可见，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是成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优势赛道和支撑板块，但尚不宜替代电子信息成为制造业升级主线。从稳定型产业验证看，医药生物与消费资产增强了成都企业结构的韧性。科伦药业、百利天恒、苑东生物、迈克生物等企业说明成都在医药制造、创新药、诊断检测等领域具备一定基础，但该板块内部受到集采、研发周期、市场价格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表现分化明显。水井坊等消费资产则体现成都本地消费品牌和现金流属性，但白酒不能简单等同于成都主导产业，其更多属于稳定型消费资产和品牌经济样本。总体看，医药生物和消费类企业为成都企业体系提供了稳定经营基础，但并非产业升级的核心主线。从城市功能验证看，金融与基建类上市公司体现了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成都银行反映本地金融供给能力，国金证券体现资本市场服务能力，四川路桥等企业体现区域基础设施和工程组织能力。它们不直接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但能够支撑产业融资、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是成都经济运行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功能性载体。进一步看，专精特新与一级市场梯队补足了上市公司分析的时间维度。上市公司主要验证成都已经资本化、规模化的产业载体，而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则反映未来产业扩容、技术补链和资本市场后备储备。成都已经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的递进式培育体系，说明成都产业升级并不只依赖少数头部上市公司，而是具备一定规模的成长型企业基础。若未来能够围绕电子信息、光通信、网络安全、先进封装、PCB、新能源装备、储能、医药创新等方向持续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将有助于提升成都产业链韧性和本地配套能力。总体来看，成都企业载体体系呈现出“上市公司验证现实优势、专精特新支撑未来成长”的结构特征。电子信息企业最能体现成都制造业升级方向，新能源与电力装备企业提供制造与能源支撑，医药生物和消费资产提供稳定经营基础，金融与基建企业体现城市资源配置能力，专精特新和一级市场企业则构成未来产业升级和资本市场扩容的后备力量。由此可见，成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不能只依赖少数龙头企业市值抬升，而应推动形成“上市公司牵引、专精特新支撑、创新型中小企业储备、一级市场持续孵化”的多层次企业体系，使企业梯队真正转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持续支撑。
5.区域竞争与城市定位：成渝双核格局下的成
都功能重塑区域经济研究如果只停留在城市自身维度，容易将总量、增速、产业和财政等指标理解为孤立变量；但一个城市真正的发展阶段和竞争能力，必须放在更大的区域格局和城市体系中重新识别。对于成都而言，这一外部坐标尤为重要。一方面，成都已经进入全国GDP 两万亿元以上城市行列，具备全国核心城市的基本体量；另一方面，成都又不同于典型外向型制造城市，也不同于单一工业中心城市，其增长更多建立在内需市场、服务功能、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和区域资源组织能力之上。因此，判断成都未来发展方向，不能只看其“自身增长了多少”，更要看其“在全国城市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承担什么功能、相较其他中心城市形成什么差异化优势”。从国家区域战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理解成都城市定位的核心框架。成渝双城经济圈并不是简单的成都与重庆两座城市竞争，而是通过“双核引领、区域联动”，共同提升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战略能级。在这一格局下，成都不能仅以四川省会城市身份来定位，也不能以单项产业或单一指标作为竞争逻辑，而应进一步明确其在成渝双核体系中的功能分工。重庆更偏向制造业、内陆开放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成都则更适合强化消费服务、科技创新、金融商务、电子信息和数字经济组织功能。两者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互补；不是单城竞争，而是双核协同。从全国城市比较看，成都的优势并不在于所有指标全面领先，而在于较大经济体量基础上的增长韧性与综合城市功能。与东部强市相比，成都在外向型经济、产业链上游控制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方面仍有差距；与中西部中心城市相比，成都的优势则更多体现在人口吸附、消费市场、服务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和区域资源配置能力的综合平衡。也就是说，成都既不是苏州式外向制造城市，也不是杭州式平台经济城市，更不是单一科教或工业中心城市，而是一个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电子信息和生产性服务为支撑、以成渝协同为外部放大器的复合型中心城市。因此，本章将从全国城市坐标、成渝双核比较、中西部城市竞争、东部强市对比以及成渝经济圈下的功能重塑五个维度展开分析，目的不是简单排列城市名次，而是通过横向比较明确成都的真实优势与发展边界。只有把成都放到全国城市体系和成渝双城经济圈中观察，才能更准确理解其未来城市定位：成都不是传统工业型城市，也不是单纯消费型城市，而是成渝双核格局中的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西部内需市场组织中心和全国算力通信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5.1 全国城市坐标：第一梯队中的高增速内需型城市从全国城市体系看，成都已经进入GDP 两万亿元以上城市行列，具备全国核心城市的基本体量。2025 年，全国GDP 超过2 万亿元的城市主要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和武汉。成都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4763.6亿元，在上述城市中位居第7，低于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和苏州，高于杭州和武汉。从总量位置看，成都并不属于第一梯队中的最前端城市，而是处于第一梯队中段；但从增速表现看，成都2025 年GDP 同比增长5.8%，高于上海和北京的5.4%、深圳的5.5%、重庆的5.3%、广州的4.0%、苏州的5.4%、杭州的5.2%以及武汉的5.6%，在GDP 两万亿元以上城市中增速处于领先位置。这一特征说明，成都的全国定位不能简单概括为“经济总量第几”，而应理解为“总量中段、增速领先”的第一梯队城市。与上海、北京、深圳相比，成都在总部经济、全球资源配置、外向型经济和科技创新浓度方面仍存在差距；与重庆、苏州相比，成都在工业体量和制造业厚度上并不占优。但成都能够在较大经济体量基础上保持更高增速，说明其经济增长仍处于能级提升阶段，而不是进入低速平台期。这一点对于判断成都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关键，因为在两万亿元以上城市中，维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通常意味着城市仍具备较强的需求扩张、产业增量或资源集聚能力。从城市类型看，成都与第一梯队其他城市存在明显差异。上海、北京属于综合性全球城市，主要依托总部经济、金融、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和国际资源配置能力；深圳属于科技创新和外向型产业高度集中的城市，工业和外贸属性较强；苏州是典型制造业强市，2025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12844.4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48966.4 亿元，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高；重庆则以较大经济体量、制造业基础和内陆开放通道功能见长。相比之下，成都的优势不在于外向型制造规模，也不在于重工业底盘，而在于内需市场、服务功能、人口吸附、电子信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体系之间形成的复合支撑。从增长结构看，成都更接近“高增速内需型城市”，而不是典型外向型城市或传统工业城市。2025 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1434.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8502.3 亿元。与深圳、苏州等外向型或制造业强市相比，成都外贸对经济的直接拉动相对有限；但其消费市场规模较大，服务业占比接近七成，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使其形成以内需为基础、产业升级提供边际增量的增长结构。换言之，成都不是依靠单一出口链条或单一制造业体系支撑增长，而是依靠消费、服务、产业和区域功能共同构成的复合型增长机制。这种城市类型决定了成都在全国竞争中的优势与边界。一方面，成都具有超大规模人口和消费市场，能够承接西部地区消费、医疗、教育、金融、商务和文旅需求；同时，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软件信息服务等方向正在增强其产业增量能力。另一方面，成都在民营制造业密度、产业链上游控制力、外贸依存度和全球化资源配置方面仍弱于深圳、苏州、杭州等东部强市。因此，成都未来不宜简单复制苏州的外向制造路径，也不宜完全复制杭州的平台经济路径，而应立足其内需市场、电子信息主导产业、生产性服务能力和成渝协同空间，形成差异化增长模式。综合来看，成都在全国城市坐标中的定位可以概括为：第一梯队中的高增速内需型核心城市。其经济体量已经进入全国核心城市行列，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总量排名本身，而是其在较大基数上仍保持相对领先增速的能力。未来成都能否继续提升全国位势，关键不在于短期GDP 排名变化，而在于能否把内需市场、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区域资源组织能力转化为持续增长动力。5.2 成渝双核比较：重庆强制造与通道，成都强服务与科技组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框架下，成都与重庆的关系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同质化竞争。两座城市同处西部核心区域，但经济结构、产业基础和城市功能存在明显差异。正式政策文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要求，是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形成“双核引领、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并将其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这意味着，成都与重庆的核心任务不是彼此替代，而是在差异化分工基础上共同提升西部经济极核能级。从经济总量看，重庆明显高于成都。2025 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为33757.93 亿元，同比增长5.3%；成都地区生产总值为24763.6 亿元，同比增长5.8%。这说明重庆在总量规模上仍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第一大经济体，而成都则在增速上表现更强。两者共同构成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双核，但功能特征并不相同：重庆更偏“大体量工业型城市”，成都更偏“高增速服务型和科技组织型城市”。从产业结构看，重庆的制造业和工业底盘更厚。2025 年，重庆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1787.74 亿元，占GDP 比重约34.9%；成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903.9 亿元，占GDP 比重约27.9%。这组数据说明，重庆在工业和制造业体量上明显大于成都，其经济结构更依赖制造业、装备工业、汽车产业、材料工业和内陆开放通道体系。相比之下，成都第二产业占比低于重庆，说明成都并不是典型工业主导型城市，其制造业更多承担边际增强和产业升级功能，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主体支撑。从服务业看，成都的服务功能和资源组织能力更为突出。2025 年，成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18.6 亿元，占GDP 比重约69.9%；重庆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846.05亿元，占GDP 比重约58.8%。虽然重庆第三产业绝对规模更大，但成都服务业占比显著更高，说明其经济结构更偏向消费服务、金融商务、信息服务、文旅消费、生产性服务和城市资源配置功能。换言之，重庆更像成渝地区的制造和通道枢纽，成都更像消费服务、金融资源、科技创新和数字服务组织中心。从增长结构看，成都与重庆的差异也较为清晰。重庆2025 年第三产业增长6.2%，高于其第二产业4.0%的增速，说明重庆也在向服务业和现代服务功能升级，但其工业底盘仍然是城市经济的重要基础。成都2025 年第二产业增长5.4%、第三产业增长6.1%，同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说明成都虽然服务业占比高，但工业端的新动能也在增强。两座城市都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但重庆的转型更多体现为“制造业大盘基础上的服务和开放功能提升”，成都的转型则更多体现为“服务业主导基础上的高技术制造和生产性服务增强”。从区域分工看，重庆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体系、内陆开放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重庆拥有更大的工业体量和更强的制造业基础，在汽车、装备制造、电子制造、材料工业和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具有较强支撑能力。成都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消费市场、科技创新、电子信息、软件服务、金融商务和城市生活服务功能。两者如果简单进行同质化竞争，容易造成产业重复布局和资源分散；如果能够围绕各自优势进行分工协同，则有利于形成“重庆强制造和通道、成都强服务和科技组织”的双核格局。这种分工对成都具有重要启示。成都未来不应以全面复制重庆的工业体系为目标，也不应将自身定位局限于消费型省会城市，而应在成渝双核体系中强化科技服务、金融商务、数字经济、电子信息和消费组织能力。一方面，成都需要继续做强电子信息、算力通信、软件服务、网络安全、生产性服务等方向，形成区别于重庆的产业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成渝协同承接重庆在汽车、装备制造、物流通道和制造业配套方面的外溢能力，推动产业链在区域内形成更合理分工。综合来看，成都与重庆的关系不是“谁替代谁”，而是“如何共同做强西部经济极核”。重庆的优势在于经济总量、工业基础和开放通道，成都的优势在于服务功能、消费市场、科技组织和电子信息。对于成都而言，未来城市定位的关键，不是与重庆在所有领域正面竞争，而是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承担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消费服务中心、金融资源配置中心和数字经济节点城市的功能。只有在这一分工下，成都才能把自身服务业优势、电子信息基础和内需市场能力，转化为面向整个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区域的组织能力。5.3 中西部城市比较：成都的综合功能优势与竞争边界在中西部城市体系中，成都的竞争对象并不只有重庆，还包括武汉、西安、郑州、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均具备较强省域资源集聚能力和国家战略承载功能，但其经济结构、产业基础和城市功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比较成都与其他中西部中心城市，重点不应停留在GDP 排名，而应进一步观察其增长动力、产业结构、人口吸附、消费能力和资源配置功能，从而识别成都在中西部竞争中的真实优势与边界。从经济总量看，成都在中西部城市中处于较高层级。2025 年成都GDP 为24763.6亿元，高于武汉的22147.35 亿元、西安的13250.24 亿元、郑州的14820.6 亿元和长沙的15322.15 亿元，仅低于重庆。这说明，在中西部主要中心城市中，成都已形成明显的经济体量优势。更重要的是，成都2025 年GDP 增速为5.8%，高于武汉的5.6%、郑州的5.5%、长沙的5.0%和西安的4.6%。这意味着，成都并非单纯依靠既有体量领先，而是在较大经济基数下仍保持相对更快增长，显示其增长动能仍未明显衰减。从城市功能看，成都与武汉、西安、郑州、长沙各有侧重。武汉的优势在于科教资源、医疗资源和工业基础，光电子、汽车、生命健康等方向具有较强产业辨识度；西安的优势在于高校科研、航空航天、军工科技和硬科技积累，但其消费市场规模和市场化服务能力相对有限；郑州的优势在于交通物流、人口腹地和中原枢纽功能，但在高端产业、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方面仍需提升；长沙在工程机械、文化消费、传媒娱乐和城市消费活力方面具有一定特色，但全国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复合度弱于成都。相比之下，成都的突出特征不是某一单项产业绝对领先，而是消费服务、电子信息、金融商务、科技创新、人口吸附和城市生活服务能力相对均衡。从内需和消费能力看，成都的优势更加清晰。成都常住人口规模超过两千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1.1 万亿元，具备较大的本地消费市场和对周边区域的消费吸附能力。武汉、西安、郑州和长沙均具备一定消费基础，但成都在商业服务体系、文旅消费、生活服务业和城市消费场景方面更具综合优势。对于中西部城市而言，消费并不仅仅是居民支出变量，也反映城市对人口、服务资源和周边区域需求的组织能力。成都消费能力较强，意味着其不仅是生产中心，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活服务和消费组织中心。从产业结构看，成都相较部分中西部城市更呈现“服务业主导、产业端增强”的复合特征。武汉和郑州工业属性更强，西安科技和军工属性更突出，长沙工程机械和消费文化属性更鲜明；成都则同时具备较高服务业占比、较强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和正在增强的高技术制造能力。2025 年成都第三产业占比接近七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七成；同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这说明成都并不是单纯消费服务型城市，而是在服务业高占比基础上形成制造业边际增强。从资源配置能力看，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和西部中心城市，在金融、商务服务、政务资源、科教资源和资本市场载体方面具备一定综合优势。成都拥有较大规模的上市公司群体、较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产业升级形成一定支撑。与郑州、长沙等城市相比，成都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体系更完整；与西安相比，成都在消费服务、企业市场化发展和金融资本承接方面更具优势；与武汉相比，成都在生活服务和西部辐射功能上更具辨识度。但成都在中西部竞争中也并非没有边界。第一，武汉和西安在部分硬科技、科教资源和国家级科研平台方面具有较强积累，成都在基础科研向产业转化的效率上仍需提升。第二，郑州在全国交通物流体系中的枢纽属性较强，成都虽具备西部物流和航空枢纽功能，但在全国性陆路集散优势方面并不绝对领先。第三，长沙在工程机械等细分制造领域具备强链主企业，成都在部分高端制造链主企业密度方面仍需增强。第四，与重庆相比，成都工业总量和制造业厚度仍有明显差距。综合来看，成都在中西部城市竞争中的优势，不是单一产业或单一功能压倒性领先，而是综合城市功能更完整。其经济体量、增长速度、消费市场、服务业体系、电子信息产业、金融商务资源和人口吸附能力共同构成复合优势。成都的竞争边界则在于，硬科技源头能力、制造业厚度、全国物流控制力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数量仍需补强。因此，成都未来在中西部竞争中的合理定位，不应是单纯追求工业规模最大或科研资源最强，而应强化其作为西部综合型中心城市的功能，即以消费和服务业稳定基本盘，以电子信息和高技术制造提供产业增量，以金融商务和城市功能提升区域资源组织能力。5.4 东部强市对比：成都的差距在产业链控制力与外向型经济将成都放入全国城市竞争格局中观察，东部强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参照系。与重庆、武汉、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相比，成都的综合城市功能较为完整；但与深圳、苏州、杭州等东部强市相比，成都在产业链控制力、外向型经济强度、民营经济活跃度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正是这些差距，决定了成都未来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城市的发展路径，而需要在自身内需市场、电子信息基础、生产性服务和成渝协同空间之上，形成差异化增长模式。从深圳看，其核心优势在于科技创新、外向型经济和全球化产业连接。2025 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8731.80 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14482.54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4221.22 亿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6.2%。与成都相比，深圳不仅经济总量更大，而且产业链更深地嵌入全球电子信息、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体系。成都同样具备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但在全球供应链连接、硬件生态、头部民营科技企业密度和资本活跃度方面，仍难以与深圳相比。从苏州看，其最突出优势在于制造业规模和产业链完整度。2025 年苏州GDP 为27695.1 亿元，同比增长5.4%；第二产业增加值12844.4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6%，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48966.4 亿元。更重要的是，苏州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两大行业合计对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贡献率达到75.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6.2%。这说明苏州并不是一般制造业城市，而是制造业规模、产业链密度和高技术制造占比都很高的工业强市。相比之下，成都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明显低于苏州，电子信息虽然是成都主导产业，但产业链厚度和企业集聚密度仍有差距。从杭州看，其优势更多体现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民营企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环境。杭州并不以重工业或超大规模制造取胜，而是通过数字服务、互联网平台、云计算、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民营企业活力，形成了区别于苏州、深圳的增长模式。成都在软件信息服务、数字应用、网络安全和生产性服务方面具备基础，但市场化创新生态、平台型企业带动能力和民营科技企业密度仍弱于杭州。因此，成都如果简单复制杭州的平台经济路径，既缺少同等规模的龙头平台企业，也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相同的创新生态；更现实的方向，是依托电子信息和生产性服务基础，发展更贴合西部市场和成渝协同需求的数字产业组织能力。由此可见，东部强市对成都的启示并不是“照搬模式”，而是帮助成都识别自身边界。深圳路径强调全球硬科技和开放型产业体系，苏州路径强调制造业厚度和产业链完整度，杭州路径强调数字经济生态和民营创新活力。成都当前同时具备部分电子信息、数字服务和消费服务基础，但三者均未达到东部强市的控制力水平。因此，成都不宜把目标设定为在短期内全面对标深圳、苏州或杭州，而应围绕自身比较优势，选择更适合的复合路径。具体而言，成都的优势在于人口规模大、内需市场广、服务业基础强、成渝战略能级高，同时电子信息和光通信等方向正在形成增长弹性；短板则在于外贸依存度低于沿海强市，民营制造业密度不足，产业链上游关键环节控制力不强，在GPU、CPU、HBM、DRAM 等算力产业链核心环节尚未形成全国性优势。这意味着成都未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不是简单扩大产业门类，也不是追逐所有热门赛道，而是围绕电子信息、算力通信、生产性服务和区域市场组织能力，形成具有西部特征的产业升级路径。综合判断，与东部强市相比，成都的差距主要在“产业链控制力”和“外向型经济强度”，优势则在“内需市场纵深”和“区域组织能力”。因此，成都未来更适合走“内需市场+电子信息+生产性服务+成渝协同”的复合发展路径：以内需稳定基本盘，以电子信息和算力通信提升产业层级，以生产性服务增强资源配置效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放大区域市场和产业协同空间。这样的路径既不同于深圳的全球硬科技城市模式，也不同于苏州的外向制造业模式，更不同于杭州的平台经济主导模式，而是更符合成都现实基础和未来增长约束的定位选择。5.5 成渝经济圈下的功能重塑：从省会中心到区域组织中心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框架下，成都的城市定位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较长时期内，成都更多被理解为四川省会城市，其功能主要体现为省域行政中心、消费中心、交通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但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区域战略，成都的发展边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四川省内，而是需要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区域格局中承担更高层级的组织功能。换言之，成都未来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自身GDP 增速和产业规模，也取决于其能否在成渝双核格局中组织资源、配置要素、链接市场并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从国家战略要求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做大成都或重庆某一个城市，而是通过“双核引领、区域联动”推动西部地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增长极。国家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引领带动成渝地区统筹协同发展，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同时提出“川渝一盘棋”思维，强调优势发挥、错位发展、资源整合和政策协同。由此看，成都未来的功能重塑，必须从“省会中心”转向“区域组织中心”。具体来看，成都首先需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组织功能。按照国家规划，成都被赋予建设区域经济中心、科技中心、世界文化名城和国际门户枢纽等功能，并要求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和城市治理体系。对成都而言，这意味着其不能仅依靠消费服务和省会资源维持增长，而要围绕电子信息、软件服务、算力通信、网络安全、高技术制造和生产性服务等方向，提升对科技资源、企业资源和产业链资源的组织能力。成都的优势不在于所有制造环节都具备全国控制力，而在于能够通过科技、服务和资本把相关产业环节组织起来，形成服务成渝乃至西部市场的产业平台功能。其次，成都需要强化消费服务和高品质生活功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不仅强调产业和开放，也明确提出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成都在消费服务、文旅餐饮、医疗教育、商业零售、生活服务和城市吸引力方面具有较强基础，这类功能并不只是“生活性服务”，而是区域资源集聚的重要条件。一个能够持续吸引人口、人才和消费资源的城市，才有可能形成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力。因此，成都未来在成渝经济圈中的作用，不只是提供产业产出，也包括提供高品质城市服务、消费场景和人才承载环境。第三，成都需要强化金融和资本配置功能。区域组织中心的核心能力之一，是能否把财政资源、金融资源、产业资本和企业需求有效连接。前文已经分析，成都拥有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群体、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以及较多专精特新和创新型企业储备。未来在房地产和土地财政弱化背景下，成都不能继续依赖传统财政扩张模式，而需要通过银行信贷、资本市场、产业基金、并购重组和科技金融等方式，为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医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更新提供中长期资本支持。也就是说，成都的金融功能不应只服务本地企业融资，更应服务成渝地区产业链协同和西部企业资本化发展。第四，成都需要强化都市圈协同和区域辐射功能。国家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成都现代化都市圈，推动成都与德阳、眉山、资阳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和开放门户方面加快一体化。对于成都而言，都市圈不是简单的通勤圈扩展，而是解决中心城市空间成本、产业外溢和功能承载的重要路径。成都核心城区可以强化总部、研发、金融、消费和高端服务功能，周边城市则可以承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配套、新材料、物流仓储和生产制造环节。只有通过都市圈分工，成都才能避免“所有功能都挤在中心城区”的低效率格局，也才能把省会优势转化为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同能力。第五，成都需要在成渝双核之间形成差异化协同。重庆的优势更偏制造业、内陆开放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成都的优势更偏科技服务、消费服务、金融商务、电子信息和数字经济组织能力。如果成都与重庆在汽车、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简单重复布局，容易造成同质化竞争和资源分散；但如果成都更多承担研发、服务、资本、消费和数字组织功能，重庆更多发挥制造、通道、物流和产业规模优势，两地就有可能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分工。对成都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在所有领域都超过重庆，而是在成渝双核体系中形成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因此，成都功能重塑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从省域中心城市转向成渝地区的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从消费中心转向西部内需市场组织中心、从行政和公共服务中心转向金融资本和产业要素配置中心、从单城增长转向都市圈和双城经济圈协同增长。这个变化意味着，成都未来的增长逻辑不再只是“本地GDP 做大”，而是要通过自身服务、科技、金融和产业组织能力，放大成渝地区整体经济效率。综合来看，成渝经济圈下的成都定位，不应停留在“西部中心城市”这一宽泛表述上，而应进一步明确为：成渝双核格局中的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西部内需市场组织中心、全国算力通信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区域资源配置平台。未来成都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消费市场、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载体、金融资源和都市圈协同机制整合起来，形成超越单一城市边界的区域组织能力。5.6 小结：成都城市定位再定义综合本章分析，成都的城市定位不能再停留在传统“西部中心城市”或“四川省会城市”的宽泛表述上，而应在全国城市体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中西部区域竞争格局中重新界定。成都已经进入GDP 两万亿元以上城市行列，在全国第一梯队中呈现出“总量中段、增速领先”的特征；同时，其经济结构又不同于深圳、苏州等外向型制造城市，也不同于杭州的平台经济主导城市，而是以较大规模内需市场为底盘，以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功能为支撑，以电子信息和算力通信产业为现实产业主线的复合型中心城市。从全国城市坐标看，成都不是单纯依靠总量领先形成竞争力，而是在较大经济基数上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体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和增长延展空间。这一特征决定了成都仍处于城市能级继续提升阶段，但其提升路径并不是简单扩大工业规模或外贸规模，而是要依托消费市场、服务功能、科技产业和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区别于东部强市的发展模式。从成渝双核格局看，成都与重庆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功能互补关系。重庆更偏向制造业、内陆开放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成都更偏向消费服务、科技创新、金融商务、电子信息和数字经济组织功能。成都未来不应把发展目标设定为在所有产业和指标上与重庆全面竞争，而应在成渝双城经济圈中强化自身不可替代的功能：科技创新组织、生产性服务供给、金融资本配置、消费市场辐射和数字经济节点支撑。从中西部竞争看，成都的优势不在某一单项产业绝对领先，而在综合城市功能更完整。与武汉、西安、郑州、长沙等城市相比，成都在消费服务、人口吸附、金融商务、电子信息、城市生活服务和区域资源组织方面具备较强复合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成都在硬科技源头能力、制造业厚度、全国物流控制力和部分高端产业链链主企业数量方面仍存在边界。这意味着，成都未来需要从“综合优势”进一步转向“系统能力”，把相对均衡的城市功能转化为更强的产业组织效率。从东部强市比较看，成都与深圳、苏州、杭州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深圳代表全球化硬科技和高活跃度资本生态，苏州代表高密度制造业和外向型产业链，杭州代表数字经济和民营创新生态。相比之下，成都在产业链上游控制力、外向型经济强度、民营制造业密度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方面仍需补强。但成都也有自身路径优势，即更大的西部市场纵深、更完整的消费服务场景、更强的区域战略支撑和成渝协同空间。因此，成都未来不宜简单复制深圳、苏州或杭州模式，而应形成以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电子信息和生产性服务为支撑、以成渝协同为外部放大器的复合型发展路径。由此可以对成都城市定位作出更准确的再定义：成都不是传统工业型城市，也不是单纯消费型城市，而是成渝双核格局中的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西部内需市场组织中心和全国算力通信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其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单项指标全面领先，而在于能否整合消费、科技、金融、产业和区域协同资源，形成更高层级的区域组织能力。未来成都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不只是继续扩大GDP 规模，而是要把经济韧性、主导产业、上市公司载体、财政资源和成渝协同机制转化为系统竞争力，从而在全国城市体系中形成更加清晰和稳定的功能位置。
6.政策建议：以系统能力提升重塑成都“十五
五”增长动能站在成都未来五年发展的全局看，政策建议不能停留在“支持某个产业”“建设某个平台”“出台若干政策”的一般层面，而应围绕成都在全国城市体系和成渝双城经济圈中的功能定位，系统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成都未来靠什么继续保持较高增长，二是成都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系统竞争力，三是成都如何在财政约束增强、区域竞争加剧和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提升城市能级。基于前文分析，成都当前已形成“消费托底、产业增量、服务承载、财政约束、区域协同”的复合型发展格局。未来政策重点，应从单项产业扶持转向城市系统能力建设，从传统项目扩张转向高质量要素配置，从省会中心逻辑转向成渝区域组织中心逻辑。6.1 强化城市战略定位：从省会中心转向成渝科技服务型核心城成都未来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明确自身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功能定位。成都不应简单以“做大经济总量”作为唯一目标，也不应在所有产业领域与重庆进行同质化竞争，而应围绕自身优势，强化科技服务、消费服务、金融资源配置、数字经济组织和区域协同功能。重庆更偏制造业、内陆开放通道和综合交通枢纽，成都则更适合承担科技创新组织、生产性服务供给、消费市场辐射和金融资本配置功能。只有明确这一差异化定位，成都才能避免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把有限政策资源集中投向真正能够提升城市能级的方向。建议成都在“十五五”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中，进一步将城市定位从“西部中心城市”细化为“成渝双城经济圈中的科技服务型核心城市、西部内需市场组织中心和全国算力通信网络重要节点城市”。这一定位既能够承接国家区域战略，也能够与成都现实经济结构相匹配。围绕该定位，应建立跨部门、跨区县、跨产业的统筹机制，将产业布局、财政投资、国资运作、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和人才政策统一到这一战略主线上，避免各部门各区县分散发力。6.2 做强电子信息主导产业：以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为核心抓从产业基础看，电子信息是成都当前最具现实支撑的产业主线，也是未来参与“六张网”建设中最有基础、最有辨识度的方向。成都不宜泛泛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或“发展新质生产力”，而应将政策抓手具体落实到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两个核心方向。围绕这两个方向，成都应重点支持光通信、网络安全、软件信息服务、先进封装、PCB 及电子材料、智能硬件和行业数字化应用等环节，形成从硬件配套、网络传输、数据安全到应用场景的产业闭环。需要注意的是，成都目前并不具备GPU、CPU、HBM、DRAM 等算力产业链最上游核心环节的全国控制力，因此政策设计不能简单追求“全产业链覆盖”，而应围绕已有优势环节做强节点能力。对于光模块、CPO、高速互联等与AI 算力基础设施高度相关的赛道，应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校院所协同发展，形成更具粘性的产业生态。对于网络安全、软件信息服务和行业数字化应用，应更多通过政务场景、工业场景、医疗场景、交通场景和城市治理场景开放，帮助本地企业形成应用验证和规模化推广能力。在具体政策工具上，建议成都建立“电子信息主导产业链链长制升级版”，由市级层面统筹重大项目、核心企业、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和资本支持，避免仅靠园区或区县分散推进。对重点企业，应从“给政策”转向“配资源”，围绕人才、土地、用能、算力、金融、并购和供应链协同提供组合式支持。对中小企业，应建立电子信息产业“专精特新—上市后备—产业并购”培育链条，推动更多企业从配套环节向关键环节升级。6.3 提升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支撑能力：把光伏优势转化为新型电网和算力基础设施支撑成都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板块具有较强企业载体，但其定位应当准确把握。光伏是成都具备全国竞争力的优势制造赛道，电力装备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基础，储能则是面向未来电网调节和算力基础设施保障的成长方向。成都不宜将新能源简单拔高为替代电子信息的第一主导产业，而应将其作为支撑产业升级、新型电网建设和算力基础设施运行的重要板块。建议成都围绕“光伏制造优势、电力装备基础、储能成长方向”构建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政策体系。对于光伏，应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围绕技术迭代、成本控制、产品升级和全球市场拓展提升竞争力，同时高度关注行业供需周期和价格波动，避免简单以扩产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对于电力装备，应结合新型电网、特高压、抽水蓄能、储能、氢能和智能电力系统建设，支持装备企业向系统解决方案和高端装备服务升级。对于储能，应重点放在应用端和系统集成端，通过数据中心、工业园区、城市能源管理、充电基础设施和分布式能源场景形成市场需求，而不是在本地链主企业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全链条布局。从成都市委统筹角度看，新能源与电力装备政策不应孤立推进，而应与电子信息和算力基础设施协同设计。未来数据中心、AI 算力、智能制造和城市数字化运行都将提高对稳定电力和能源调节能力的需求。成都应提前谋划“算力设施—电力保障—储能调节—绿色能源”的配套关系，推动新能源从单纯制造赛道转向支撑城市数字经济和新型基础设施运行的能源底座。6.4 推动服务业从消费承载转向生产性服务平台成都服务业占比接近七成，是经济稳定性的主要来源。但未来成都服务业不能只满足于消费、餐饮、文旅和生活服务，而应进一步向金融、信息、商务、研发、咨询、数据、安全、供应链和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升级。成都未来能否成为成渝地区的区域组织中心，关键不只在制造业规模，而在于是否具备为产业升级提供金融、技术、数据、人才和专业服务的能力。建议成都将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到与先进制造业同等重要的位置。金融服务方面，应推动成都银行、国金证券、产业基金、创投机构、担保机构和地方国资平台形成协同，为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医药创新、专精特新企业和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多层次资金支持。信息服务方面，应推动软件、网络安全、数据服务企业与制造业、医疗、交通、政务和城市治理深度融合，使服务业不只是消费端产业，而是制造业升级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支撑平台。商务服务方面，应发展咨询、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和供应链服务，提高成都对周边城市和企业的资源组织能力。成都还应进一步提升消费服务能级，但重点不应停留在传统商圈和节庆活动，而应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升高品质消费、文旅消费、医疗健康消费、体育赛事消费、夜间经济和数字消费的综合承载能力。消费是成都经济的底盘，生产性服务是成都经济的上限。政策上应避免将服务业简单理解为“生活消费”，而应推动生活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并重，使服务业真正成为成都产业升级和区域组织能力的核心支撑。6.5 优化财政和国资配置方式：从扩张型投入转向精准型配置成都仍具备较强财政基础，但政府财务状况已经从“扩张型投资”阶段进入“精准型配置”阶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一定规模，税收占比相对较高，说明财政基本盘较稳；但政府性基金预算承压、土地财政弱化、公共支出刚性增强，也意味着传统依赖土地、基建和大规模财政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未来成都财政政策的核心，不是简单增加支出，而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把有限财政资源投向能够提升长期增长质量的方向。建议成都围绕“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国资平台服务产业升级、政府投资提高产出效率”三条主线重构财政和国资政策。财政资金应更多用于补短板、搭平台、降风险和引导社会资本，而不是直接替代市场投资。对于电子信息、光通信、先进封装、软件服务、新能源装备、储能应用、医药创新等方向，应更多采用产业基金、风险补偿、贷款贴息、首台套和首版次应用、政府采购、场景开放等方式，提高政策资金的杠杆效率。对于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更新项目，应建立更严格的投资收益、财政承受能力和长期运营评估机制，避免低效投资占用财政空间。国资平台也需要从传统城建和融资功能，向产业资本和创新资本功能转型。成都可以围绕重点产业链设立或优化产业投资平台，通过参股基金、并购整合、上市公司赋能、产业园区运营和重大项目招商，提升国资对产业升级的组织能力。尤其在当前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机会增加的背景下，成都应鼓励国资与上市公司、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共同参与产业链补链强链，而不是仅承担传统融资和土地开发职能。6.6 深化成渝协同和都市圈分工：把单城优势转化为区域组织能成都未来的增长空间不能只来自中心城区，也不能只来自单一城市边界内的资源配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成都都市圈，是成都未来提升城市能级的外部放大器。成都应更加主动地从“省会城市发展逻辑”转向“区域组织中心逻辑”，通过与重庆、德阳、眉山、资阳等城市分工协同，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链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成渝协同层面，成都应主动与重庆形成差异化分工。成都重点强化科技创新、软件服务、金融商务、电子信息、消费服务和数字经济组织功能；重庆重点发挥制造业、汽车、装备、通道物流和工业规模优势。两地应围绕电子信息、汽车电子、新能源装备、先进材料、物流通道、科技成果转化和金融服务建立更具体的协作机制，避免简单招商竞争和重复布局。尤其在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领域，成都可以更多承担研发设计、软件服务、网络安全、资本配置和高端服务功能，重庆更多承担规模制造、通道物流和产业配套功能。在成都都市圈层面，成都应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市的功能分工。中心城区应强化总部、研发、金融、商务、软件、消费和高端服务功能；周边城市和都市圈节点可承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配套、新材料、物流仓储、产业园区和部分制造环节。通过这种空间分工，成都既能缓解中心城区土地、成本和承载压力，又能提升都市圈整体产业协同效率。未来成都竞争力的提升，不应只看中心城区发展，而应看其能否组织更大范围的产业、人口、交通、公共服务和创新资源。6.7 建立面向“十五五”的系统推进机制：以清单化、项目化和场景化提升执行力政策建议能否落地，关键不在文件本身，而在推进机制。成都未来面对的是多目标约束：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防范财政和债务风险；既要做强本地产业，又要推进成渝协同。对此，建议建立由市委市政府统筹的“十五五”产业与城市能级提升工作机制，将重点任务纳入清单化、项目化、场景化管理。具体而言，应建立三类清单。第一类是主导产业和重点赛道清单，围绕电子信息、光通信、网络安全、软件服务、光伏、电力装备、储能应用、医药创新等方向，明确龙头企业、关键项目、配套企业、短板环节和责任部门。第二类是城市功能提升清单，围绕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城市更新、公共服务和消费场景，明确年度重点工程和投资优先级。第三类是企业培育清单，围绕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和拟上市企业，建立从技术研发、金融支持、市场拓展到上市并购的全周期服务机制。同时，成都应更加重视场景开放。对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政府不一定都要直接补贴，但可以通过政务、交通、医疗、教育、城市治理、能源管理和公共服务场景，帮助本地企业完成应用验证和市场拓展。尤其在电子信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储能、智慧城市和生产性服务领域，场景开放本身就是重要政策资源。未来成都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不只是给企业资金，更要给企业真实市场、应用场景和制度环境。综合来看，成都政策建议的核心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围绕城市定位和主导产业形成聚焦。未来五年，成都应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战略空间，以电子信息和算力通信为产业主线，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组织平台，以新能源和电力装备为支撑体系，以财政国资改革和资本市场工具为资源配置手段，以都市圈协同和场景开放为实施路径。只有这样，成都才能把当前的增长韧性转化为长期竞争力，把产业基础转化为系统能力，把省会优势转化为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区域的组织能力。风险提示需关注宏观需求、财政约束、产业升级及区域协同推进不及预期风险。报告列举的公司/个股仅为案例介绍，不作为投资推荐的依据。